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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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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大秦帝国》电视连续剧(第一部、第二部)已播出。2013年12月5日,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孙皓晖借着《大秦帝国》电视剧上映的"东风",以455万元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引发广泛关注。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的基本经历与阶段归宿。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完成136集《大秦帝国》文学剧本的创作,同期开始《大秦帝国》的案头准备。1998年后,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自我放逐

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身为学者,他却首先摒弃了学术著作的形式。"我说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没用。得老百姓都这么说了,才算做到了。那最好的形式,就是电视剧。"所以一开始,孙皓晖写的,是一个《大秦帝国》的电视剧本。

《大秦帝国》是其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分为六部 :《黑色裂变》 《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 《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的历史遮蔽,让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程度的错误解读,种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要廓清历史消除误读,孙皓晖以为,第一要务便是史观视角。也就是说,站在什么高度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

出生于陕西三原的孙皓晖,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虽然,这已经够重要了。但是,孙皓晖以为,这还不是《大秦帝国》最佳最高的切入点。这个最高最佳点是什么?孙皓晖的回答,是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史,是这一时代的文明意义与文明价值;如果春秋战国秦帝国对中国不具有开创文明正源的价值和意义,《大秦帝国》便没有这么重要,对当今中国的精神价值也没有这么大;某种意义上,也不值得我倾注最有价值的全部盛年时光去表现他。

作者在作品扉页的题记是: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在《大秦帝国》自序中,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人文学者的历史眼光,充满激情地说:"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这是《大秦帝国》的根本立意,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强调的"原生文明"、"强势生存"以及秦文明对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时时可见前人所不敢发之言。

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虎狼之国",那么《大秦帝国》就表现了这种虎狼精神,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

《大秦帝国》之所以让那么多读者感奋,正在于这部作品的灵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学子喜欢看,军人喜欢看,商人喜欢看,农民喜欢看,男人喜欢看,女人也喜欢看。说到底,人们喜欢的,正是这部作品所召唤的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缺失了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凝聚在万千故事之中,而不仅仅是几句表白。唯其如此,他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也让我们喜欢着这部作品。《大秦帝国》告诉读者,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的文明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看了《大秦帝国》,更深刻地感觉到今天的台湾还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秦国……即便近年来一直是'法家'治国,却也到处充斥着贪赃枉法的事情。"台湾网友Elonia713在博客中写道。

由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2013年2月在台湾年代综合台重播。首播是在2012年夏季,收视率良好。

《大秦帝国》全剧共六部,预计约240集,投资超过2亿。第一部《黑色裂变》围绕商鞅变法这一主线,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2006年底已拍摄完毕,但一直未在大陆上映,只在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播出过。

《大秦帝国》制片方告诉《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已定于2013年底在国内四家卫视播出,第二部《国命纵横》正在剧本讨论中。

"算总账算老账"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2013年60岁的孙皓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真地说。

他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孙皓晖的构思开始于1992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那年他去北京参加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评判不外乎两种理念:一是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一是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

"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他说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困惑。

为此,孙皓晖下决心"算总账算老账",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

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孙皓晖,在古老的郑国渠畔长大。那时每逢灌溉,生产队就会派有经验的老人带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带头的老者常会说起许多秦汉的历史传说。

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关于秦帝国的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那时认为电视剧是最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不过当时因故没能拍摄。

却有出版社上门联系,希望将剧本发展为历史小说后出版。1998年,孙皓晖辞掉西北大学的职务,前往海南专心创作。那年,他49岁。

从1992年开始构思到2008年全套《大秦帝国》的正式出版,16年的创作历程,孙皓晖从不肯细说,他更喜欢谈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感悟。所以有报道曾这样描述:"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著地叙说他的理念。"

求变图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

孙皓晖告诉本刊记者,在海外播出的《黑色裂变》共51集,而大陆版本为48集,主要是删减掉了一些关于法儒之争的戏份。

《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主要描写商鞅变法,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孙皓晖: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变革,具有永恒的借鉴价值。一则,以非暴力的变法完成了革命性的文明跨越,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取得的历史进步最大;二则,恒定的法治精神与强大的政府信誉,最大限度地凝聚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从实际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社会法治及一系列经济民生文化制度,奠定了秦文明的根基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统一政权为轴心的统一文明体系。此后,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变化。很清楚,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望东方周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现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只留下了保守之道。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于是,自告奋勇来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拍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2012年,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12000套全部售完。如今,这部定价近400元的书已加印4次,销售4万余套。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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