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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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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晖,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2008年4月,历时16年创作的《大秦帝国》全套在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共6部11卷,504万字。这是目前唯一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年3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大秦帝国》电视连续剧(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已播出。2013年12月5日,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孙皓晖借着《大秦帝国》电视剧上映的"东风",以455万元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引发广泛关注。

孙皓晖,共和国同龄人,生于陕西三原,2013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有与同时代人相同的基本经历与阶段归宿。曾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获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1997年,基于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思考,完成136集《大秦帝国》文学剧本的创作,同期开始《大秦帝国》的案头准备。1998年后,辞职专事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入选中宣部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

自我放逐

1993年秋天,孙皓晖动笔写《大秦帝国》。身为学者,他却首先摒弃了学术著作的形式。"我说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没用。得老百姓都这么说了,才算做到了。那最好的形式,就是电视剧。"所以一开始,孙皓晖写的,是一个《大秦帝国》的电视剧本。

《大秦帝国》是其第一部大型文学作品。分为六部 :《黑色裂变》 《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 《铁血文明》《帝国烽烟》 由河南文艺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期以来的历史遮蔽,让秦帝国特殊的历史价值遭到严重程度的错误解读,种种戏说泛滥,更使得秦帝国乃至春秋战国的历史风貌面目全非。要廓清历史消除误读,孙皓晖以为,第一要务便是史观视角。也就是说,站在什么高度以什么样的眼光审视这段历史?

出生于陕西三原的孙皓晖,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虽然,这已经够重要了。但是,孙皓晖以为,这还不是《大秦帝国》最佳最高的切入点。这个最高最佳点是什么?孙皓晖的回答,是文明史,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国文明史,是这一时代的文明意义与文明价值;如果春秋战国秦帝国对中国不具有开创文明正源的价值和意义,《大秦帝国》便没有这么重要,对当今中国的精神价值也没有这么大;某种意义上,也不值得我倾注最有价值的全部盛年时光去表现他。

作者在作品扉页的题记是: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和梦想。在《大秦帝国》自序中,作者以敢为天下先的艺术勇气和人文学者的历史眼光,充满激情地说:"大秦帝国是中华文明的正源","我对大秦帝国有着一种神圣的崇拜"。这是《大秦帝国》的根本立意,是作者的创作目的。作者在序言中强调的"原生文明"、"强势生存"以及秦文明对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影响,时时可见前人所不敢发之言。

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虎狼之国",那么《大秦帝国》就表现了这种虎狼精神,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

《大秦帝国》之所以让那么多读者感奋,正在于这部作品的灵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根基。学子喜欢看,军人喜欢看,商人喜欢看,农民喜欢看,男人喜欢看,女人也喜欢看。说到底,人们喜欢的,正是这部作品所召唤的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缺失了的那种精神。这种精神凝聚在万千故事之中,而不仅仅是几句表白。唯其如此,他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也让我们喜欢着这部作品。《大秦帝国》告诉读者,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的文明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北京报道

"看了《大秦帝国》,更深刻地感觉到今天的台湾还远远不如两千年前的秦国……即便近年来一直是'法家'治国,却也到处充斥着贪赃枉法的事情。"台湾网友Elonia713在博客中写道。

由大陆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2013年2月在台湾年代综合台重播。首播是在2012年夏季,收视率良好。

《大秦帝国》全剧共六部,预计约240集,投资超过2亿。第一部《黑色裂变》围绕商鞅变法这一主线,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历程,2006年底已拍摄完毕,但一直未在大陆上映,只在台湾地区及美国、韩国播出过。

《大秦帝国》制片方告诉《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已定于2013年底在国内四家卫视播出,第二部《国命纵横》正在剧本讨论中。

"算总账算老账"

"我们需要一场强大的精神复兴,来做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先导。"2013年60岁的孙皓晖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真地说。

他是历史小说《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编剧。

孙皓晖的构思开始于1992年,那时他的身份还是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那年他去北京参加活动,发现工商学界许多知名人士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评判不外乎两种理念:一是纪录片《河殇》带来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一是柏杨的"中国文明酱缸论"。

"一个唯一以其本原形态延续了五千余年的文明,如何就没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何就不能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根基了?"他说自己当时感到非常困惑。

为此,孙皓晖下决心"算总账算老账",从秦帝国时代着手梳理中国文明的历史脉络。

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孙皓晖,在古老的郑国渠畔长大。那时每逢灌溉,生产队就会派有经验的老人带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带头的老者常会说起许多秦汉的历史传说。

他花了五年时间完成了一个关于秦帝国的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那时认为电视剧是最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形式。"不过当时因故没能拍摄。

却有出版社上门联系,希望将剧本发展为历史小说后出版。1998年,孙皓晖辞掉西北大学的职务,前往海南专心创作。那年,他49岁。

从1992年开始构思到2008年全套《大秦帝国》的正式出版,16年的创作历程,孙皓晖从不肯细说,他更喜欢谈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感悟。所以有报道曾这样描述:"不管记者从哪个角度问孙皓晖,他都像传教士一样,很执著地叙说他的理念。"

求变图存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

孙皓晖告诉本刊记者,在海外播出的《黑色裂变》共51集,而大陆版本为48集,主要是删减掉了一些关于法儒之争的戏份。

《望东方周刊》:《黑色裂变》主要描写商鞅变法,它对今天的我们有何意义?

孙皓晖:商鞅变法对中国社会的文明变革,具有永恒的借鉴价值。一则,以非暴力的变法完成了革命性的文明跨越,付出的社会代价最小,取得的历史进步最大;二则,恒定的法治精神与强大的政府信誉,最大限度地凝聚激发了社会创造力。

从实际意义上讲,商鞅变法时期确立的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社会法治及一系列经济民生文化制度,奠定了秦文明的根基与框架。在此基础上的秦帝国,建立了以统一政权为轴心的统一文明体系。此后,中国古典文明最终成型,历经两千余年没有变化。很清楚,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

《望东方周刊》: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现在看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孙皓晖:这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这一政策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遮绝了中国文明原生态的健康发展之路,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只留下了保守之道。坦率地说,汉武帝对战国与秦帝国时代的人民精神的强大与成熟,是深怀忌惮的,深感要使这样的人民驯服,必须采用长期的阴柔教化。于是,自告奋勇来教化人民的儒家,与汉武帝的选择一拍即合,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

《望东方周刊》:你对儒家的不赞成主要在哪些方面?

孙皓晖:儒家的政治立场,是复古倒退。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极端保守主义。所谓政治立场的倒退,是指儒家站在古老文明的立场看春秋战国的变革潮流,主张社会应该回归周文明,回归井田制时代;所谓极端保守主义,是说儒家思想体系中那种游离出复古立场,扩展提出的政治理想、社会价值理念及人伦哲学等思想体系,其本质是保守的。

在一种健康全面、多元均衡的文明生态中,保守主义,甚或极端保守主义,都有其历史价值。但这价值不是推动社会发展,而是做社会发展的制动器,踩刹车,防止社会向极端方向冒险。而若是在一种畸形的以保守主义为单一主宰的文明生态中,那它一定是腐朽落后的。

求变图存,勇于变革,本来是中国原生文明的丰厚传统。可是自独尊儒家之后,中国社会两千余年中的变法运动,几乎没有一次真正地完成过,更不用说深彻全面的成功了;而且,越到后来,变法的频率越低,成效越微弱;即或是纯粹的局部的财政改革,也是举步维艰。

有一种说法,指我反儒。我不愿意戴这顶帽子。我对儒家的总体态度,是从文明原生态的意义上恢复其保守主义思想体系的地位,剥除其神圣光环。踩好刹车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制动器还想兼做发动机,自己没力气脸憋得通红,还误了大家的行程,蹩脚不?

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2012年,全套《大秦帝国》正式出版,共六部11卷,504万字,从商鞅变法一直写到阿房宫大火。据该书出版方河南文艺出版社对本刊介绍,作品发行后的两个月内,首印的12000套全部售完。如今,这部定价近400元的书已加印4次,销售4万余套。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可以在当下取得这样的共鸣?

孙皓晖:春秋战国的基本社会课题,与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基本课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些基本相同的社会课题,要点是:如何打破旧的生产方式而建立新的生产方式?如何走出人治礼治传统而走向法治文明?如何变革落后贫困的生活方式,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如何在信仰崩溃的社会风气沦落中,建立一种强大而深厚的族群精神?如何摆脱落后挨打列强歧视的局面,使国家强大崛起?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列强大争中,寻求到最为高明的外交战略?从总体上说,就是如何从旧的文明形态实现历史性跨越,迈进到新的更高的文明形态?

就基本社会问题的具体内涵而言,春秋战国与当下中国当然不一样。但两个大时代的历史性质都是社会大转型,那个时代是要从青铜文明走向铁器文明,我们今天则是要从农耕文明走向科学与工业文明。

《望东方周刊》:你在表达对中华历史文明的思考时,为什么选择剧本、历史小说的形式,而不是学术论著?

孙皓晖:一是深感正统史学论著的形式太过枯涩;二是中国民众历史意识的形成,多受高质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影响。

我认为,只有普遍思索某一问题的社会土壤形成了,人们才乐于接受更为深入的讨论。我宁可先做土壤工夫,而不想强行播种。

我们这个社会极其类似于春秋时代,万物共酿,六合激荡,天下多元,而信念危机也很明显。

当下的人文阶层已经普遍丧失了精神力度。人文学者与文学艺术家们的所谓风骨,充其量表现为某种洁身自好、独善其身。真正的以大争精神、原创精神进入治学领域的名士风骨,已经很难寻觅。

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充满了希望。因为这正是大创造时代的前夜。

孙皓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的出生地陕西省三原县西阳镇,就是"老秦"之地,离秦国最早的国都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关庄村一带)只有数十公里。秦国修建的郑国渠(今泾惠渠),至今还在他家门前潺潺流过。当年,每逢灌溉,生产队会派出有经验的老人,带着他们一群少年巡渠入山。沿途露宿,老人们便说起许多与秦、汉有关的掌故。毗邻家乡的美原镇,又是秦国大将王翦的故乡,孙皓晖每次去那儿拉煤、走亲戚,也会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秦朝的故事。在他少年时代,一些秦国的古地名,已经印在记忆里。"老内史(今咸阳)、老云阳(今泾阳)、老频阳(今富平)、老下(今渭南)……老人们的胡子里都长满了故事。"

1973年,孙皓晖考上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上世纪80年代初,他和几个朋友合作,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法制建设的学术论文,在北京一个研讨会上宣读后,一鸣惊人。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急需法学人才,北京大学法律系当场问他想不想读研究生,西南政法大学则要"挖"他当老师。最终还是西北政法大学把他"抢"走了。孙皓晖在西北政法大学、西北大学先后度过了十余年的法律教师生涯。"我就算是和法家思想结缘了,"孙皓晖乐呵呵地说。

2009年4月,孙皓晖结束了隐居海南的生涯,回到西安。西安市曲江管理委员会为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室,供他进行秦文化的创意工作。这间工作室,位于幽静的唐代曲江遗址附近,不远处就是大雁塔,工作室墙上和玻璃门上挂满了用秦篆写成的书法作品。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上,是一部正在写的3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稿子。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专门讲解自夏、商、周、春秋、战国到秦帝国这1800多年的中华文明形成史。 "我还可以高效工作10年,再常效工作10年。"孙皓晖点燃一支烟,烟雾拂过他灰白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里有幸福的畅想:"那时候,'为中华文明正源'的心愿应该能实现了,我就可以休息10年了。"

当时,孙皓晖在法学领域,算是功成名就。他是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研副主任、经济法学的学术带头人,还是第一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第一卷《大秦帝国》剧本写完后,打印本在文化圈里流传,引起陕西省委宣传部的重视。1996年春节,主管文化教育的副省长到西北大学给教授们拜年,亲自登门看望了孙皓晖。在他家里,副省长、校领导和他谈了很久,最后拍板:"给你两年的创作假期,就专门把这个事做完!"

1997年冬天,约定的两年期限就快到了,孙皓晖的剧本写到第五卷。但他发现,"自己根本完成不了,剧本就写了5年,如果要继续写成小说,别说两年,只怕4年、8年都不够"。

1998年春天,孙皓晖带着妻子,在海口一个僻静的小区居住下来。他有一间30多平方米的书房,里面凡能落脚之处,皆是书山。史籍典册、诸子百家、先秦文学,就连一般秦史研究者不太关注的古代科普类书籍,如《水经注》、《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梦溪笔谈》等等,孙皓晖都统统看过。"商鞅变法,鼓励农耕,老秦人当时都种什么,收成怎么样,收上来做成什么吃,这些都得认真查实啊。"

十几年中,孙皓晖始终保持着不疾不徐的淡泊心态。每天写一个故事段落,万余字到寥寥几百字不等。但也有焦虑的时候,这些年,清朝热、明朝热、汉唐热,在电视屏幕和图书市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唯独孙皓晖立志要呼吁的"中华文明正源"--秦,还是沉默的。书一日没写完,他就一日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焦躁起来,在和朋友吃饭喝酒的时候,他会痛心疾首地喊:"明清时期是中华文明的衰落期啊!当下中国最需要的,是和中华文明源头上最有创造力、生命力的秦时期对接!"

2008年春天,当孙皓晖在遥远的海岛上,敲下小说《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满头黑发已经灰白。从43岁到59岁,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年富力强的16年,都义无反顾地献给了《大秦帝国》。

电视剧《大秦帝国黑色裂变》在海外和网上热播后,人们争议最多的,就是商鞅、秦孝公等人的刻画与《史记》的记载有较大出入。孙皓晖以写秦的正史为己任,为何还要对重大历史人物进行演绎?

"我坚信,那就是真实的商鞅。"一提及此,孙皓晖语气凝重:"司马迁写《史记》,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上,是基本真实的。但司马迁的历史观是有问题的。遍翻《史记》,凡是在生死存亡之际为国家承担责任、勇于牺牲的人,文仲、吴起、商鞅、晁错……没有一个能得到他的好评。能得到他好评的都是擅于做人、明哲保身之辈,范蠡、张良、李陵……我们为什么还把司马迁的主观评价当作史实来看?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只因为他的法律严格。但那是战时法律体系,能不严格吗?法律严格又能反证立法之人刻薄吗?司马迁说商鞅'造反',但《战国策》里记载,商鞅死后不久,秦国丞相范雎就说,商君'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试问,商鞅相当于秦国第一任丞相,范雎是第三任丞相,商鞅若是造反,如此短的时间内,范雎就敢给商鞅这么高的评价吗?"

孙皓晖得出结论:司马迁错了,商鞅没造反。车裂商鞅,只是秦孝公死后秦国朝野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和其他战国外交周旋的需要。

同样的人物颠覆,还有秦始皇。"司马迁把秦始皇小丑化了",孙皓晖不认为秦始皇是个暴君,更不认为秦国灭亡于暴政。"它的败亡,是因为秦始皇没有把商鞅确立的战时法律制度,转型为和平时期法律制度。法家历来有'法、术、势'三个流派,商鞅遵循的是'法治',到秦始皇这里,他个人的强大威望和战时法律制度一结合,就变成了'势治'。一旦这个权势人物死去,帝国也就坍塌。""写《大秦帝国》,我就是想超越《史记》这座大山。"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历史地看,中国原生文明的高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秦是这个文明高原上的最高峰。它们衍生了中华文明,并且蓬勃发展。

孙皓晖说,电视剧拍完后,他也看了。"其中有关商鞅变法的内容,拍得最精彩,完全展示了小说中的精髓。但有的内容,电视剧比小说薄弱。"说起演员,孙皓晖最欣赏的是侯勇扮演的秦孝公:"怎一个'好'字了得!他可从来没演过古装戏,更别说演君王了。我常常想,这部戏在大陆电视台播出后,侯勇会成为继唐国强、陈宝国之后的又一个'皇帝专业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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