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词好句 >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

作品名称:太史公自序

创作年代:西汉

作者:司马迁

作品体裁:散文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原序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历叙世系和家学渊源,并概括了作者前半生的经历;第二部分利用对话的形式,鲜明地表达了作者撰写《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以《史记》上续孔子的《春秋》,并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描绘、评价,来抒发作者心中的抑郁不平之气,表白他以古人身处逆境、发愤著书的事迹自励,终于在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第三部分是《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各篇小序。全序规模宏大,文气深沉浩瀚,是《史记》全书的纲领。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极其凝重。史书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强烈地感染着读者。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历经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的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为书写序有两层含义:第一,序有“绪”的意思,所以能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第二,序有“次”的意思,所以能帮助读者了解作品的篇次顺序。《自序》可以说就是有这两层含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要么写在卷末,要么写在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的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交待得清清楚楚。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各篇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如果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解答。这实际上是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同《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都是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代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一百三十篇,合起来说,是总的一篇。这部史书的末尾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作者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间载有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经极盛,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可以说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它的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令后世的学者赞叹不已。

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先世为周代史官,父亲司马谈任汉武帝太史令。司马迁少时跟从大儒董仲舒、孔安国学习,二十岁后漫游全国。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得继父职,他博览汉室藏书,参以游历见闻,在其父累积编次的大量史料基础上,于前104年(太初元年)开始从事《史记》的编写。前99年(天汉二年),因替孤军奋战、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被处腐刑。在狱中,他仍写作不辍,出狱后,被授以大多由宦官充任的中书令。这使他更加发愤著述,终于在前92年(征和初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巨著。不久即去世,年约六十余。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昂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王昂于殷。汉之伐楚,昂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长。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学》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学》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此务为治者也,直从所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翟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

太史公曰(1):“先人有言(2):‘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3)。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4),继《春秋》(5)、本《诗》(6)、《书》(7)、《礼》(8)、《乐》(9)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10):“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11):‘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12),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13),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14),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15),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16)。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17),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8)。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19),作《易》八卦。尧舜之盛(20),《尚书》载之(21),礼乐作焉。汤武之隆(22),诗人歌之(23)。《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24),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25),封禅(26),改正朔(27),易服色(28),受命于穆清(29),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30),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31),幽于缧绁(32)。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33);孔子厄陈、蔡,作《春秋》(34);屈原放逐,著《离骚》(35);左丘失明,厥有《国语》(36);孙子膑脚,而论兵法(37);不韦迁蜀,世传《吕览》(38);韩非囚秦,《说难》、《孤愤》(39);《诗》三百篇(40),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41),至于麟止(42),自黄帝始(43)。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夏桀淫骄,乃放鸣条。作夏本纪第二。

维契作商,爰及成汤;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说,乃称高宗;帝辛湛湎,诸侯不享。作殷本纪第三。

维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实抚天下;幽厉昏乱,既丧酆镐;陵迟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纪第四。

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国,销锋铸,维偃干革,尊号称帝,矜武任力;二世受运,子婴降虏。作始皇本纪第六。

秦失其道,豪桀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纪第八。

惠之早,诸吕不台;崇禄、产,诸侯谋之;杀隐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祸。作吕太后本纪第九。

汉既初兴,继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作孝文本纪第十。

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纪第十一。

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国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诸夏,灭封地,擅其号。作六国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发难,项氏遂乱,汉乃扶义征伐;八年之间,天下三嬗,事繁变众,故详著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司靡踵,弱之原云以世。作汉兴已来诸侯年表第五。

维高祖元功,辅臣股肱,剖符而爵,泽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杀身陨国。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间,维申功臣宗属爵邑,作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北讨胡,南诛劲越,征伐夷蛮,武功爰列。作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诸侯既,七国为从,子弟众多,无爵封邑,推恩行义,其销弱,德归京师。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作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

乐者,所以移风易俗也。自雅颂声兴,则已好郑卫之音,郑卫之音所从来久矣。人情之所感,远俗则怀。比乐书以述来古,作乐书第二。

非兵不,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更相治,间不容忽。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作历书第四。

星气之书,多杂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

受命而王,封禅之符罕用,用则万灵罔不祀。追本诸神名山大川礼,作封禅书第六。

维禹浚川,九州攸宁;爰及宣防,决渎通沟。作河渠书第七。

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

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一。

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飨营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田阚争宠,姜姓解亡。嘉父之谋,作齐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隐桓之际,是独何哉?三桓争,鲁乃不昌。嘉旦金,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纣,天下未协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于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宁东土。燕之禅,乃成祸乱。嘉甘棠之诗,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将宁旧商;及旦摄政,二叔不飨;杀鲜放度,周公为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嘉仲悔过,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后不绝,舜禹是说;维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陈杞,楚实灭之。齐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陈杞世家第六。

收殷馀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乱,酒材是告,及朔之生,卫顷不宁;南子恶蒯聩,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战国既,卫以小弱,角独后亡。喜彼康诰,作卫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为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伤于泓,君子孰称。景公谦德,荧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灭亡。喜微子问太师,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讥名,卒灭武公。骊姬之爱,乱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专权,晋国以。嘉文公锡鬯,作晋世家第九。

重黎业之,吴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绎,熊渠是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句践夷蛮能其德,灭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东,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议。祭仲要盟,郑久不昌。子产之仁,绍世称贤。三晋侵伐,郑纳于韩。嘉厉公纳惠王,作郑世家第十二。

维骥耳,乃章造父。赵夙事献,衰续厥绪。佐文尊王,卒为晋辅。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缚,饿死探爵。王迁辟淫,良将是斥。嘉鞅讨周乱,作赵世家第十三。

毕万爵魏,卜人知之。及绛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义,子夏师之。惠王自矜,齐秦攻之。既疑信陵,诸侯罢之。卒亡大梁,王假厮之。嘉武佐晋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韩厥阴德,赵武攸兴。绍绝立废,晋人宗之。昭侯显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袭之。嘉厥辅晋匡周天子之赋,作韩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难,适齐为援,阴施五世,齐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为侯。王建动心,乃迁于共。嘉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第十八。

成皋之台,薄氏始基。诎意适代,厥崇诸窦。栗姬贵,王氏乃遂。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十九。

汉既谲谋,禽信于陈;越荆剽轻,乃封弟交为楚王,爰都彭城,以淮泗,为汉宗。戊溺于邪,礼复绍之。嘉游辅祖,作楚元王世家二十。

维祖师旅,刘贾是与;为布所袭,丧其荆、吴。营陵激吕,乃王琅邪;怵午信齐,往而不归,遂西入关,遭立孝文,获复王燕。天下未集,贾、泽以族,为汉辅。作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亲属既寡;悼惠先壮,实镇东土。哀王擅兴,发怒诸吕,驷钧暴戾,京师弗许。厉之内淫,祸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围我荥阳,相守三年;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作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与信定魏,破赵拔齐,遂弱楚人。续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嘉参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诸侯宾从于汉;吕氏之事,平为本谋,终安宗庙,定社稷。作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诸吕为从,谋弱京师,而勃反经合于权;吴楚之兵,亚夫驻于昌邑,以齐赵,而出委以梁。作绛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国叛逆,蕃屏京师,唯梁为;爱矜功,几获于祸。嘉其能距吴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亲属洽和,诸侯大小为,爰得其宜,僭拟之事稍衰贬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辞可观。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

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

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韩非揣事情,循理。作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传兵论剑,与道同符,内可以治身,外可以应变,君子比德焉。作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维建遇谗,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员奔吴。作伍子胥列传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作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霸孝公,后世遵其法。作商君列传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餍,而苏子能存诸侯,约从以抑贪。作苏秦列传第九。

六国既从亲,而张仪能明其说,复散解诸侯。作张仪列传第十。

秦所以东攘雄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

苞河山,围大梁,使诸侯敛手而事秦者,魏之功。作穰侯列传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长平,遂围邯郸,武安为率;破荆灭赵,王翦之计。作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猎儒墨之遗文,明礼义之统纪,绝惠王利端,列往世兴衰。作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归于薛,为齐楚魏。作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争冯亭以权,如楚以救邯郸之围,使其君复称于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脱秦,使驰说之士南乡走楚者,黄歇之义。作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能忍于魏齐,而信威于秦,推贤让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

率行其谋,连五国兵,为弱燕报齐之雠,雪其先君之耻。作乐毅列传第二十。

能信意秦,而屈体廉子,用徇其君,俱重于诸侯。作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王既失临淄而奔莒,唯田单用即墨破走骑劫,遂存齐社稷。作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能设诡说解患于围城,轻爵禄,乐肆志。作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作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作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为秦开地益众,北靡匈奴,据河为塞,因山为固,建榆中。作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填赵塞常山以广河内,弱楚权,明汉王之信于天下。作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党之兵,从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项羽。作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作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作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楚汉相距巩洛,而韩信为填颍川,卢绾绝籍粮饷。作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诸侯畔项王,唯齐连子羽城阳,汉得以间遂入彭城。作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攻城野战,获功归报,哙、商有力焉,非独鞭策,又与之脱难。作樊郦列传第三十五。

汉既初定,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序律历。作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结言通使,约怀诸侯;诸侯咸亲,归汉为辅。作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作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徙族,都关中,和约匈奴;明朝廷礼,次宗庙仪法。作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能摧刚作柔,卒为列臣;栾公不劫于而倍死。作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作袁盎朝错列传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贤人,增主之明。作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讷于言,敏于行,务在鞠躬,君子长者。作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守节切直,义足以言廉,行足以厉贤,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作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序,弗能易也,而仓公可谓近之矣。作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维仲之省,厥濞王吴,遭汉初定,以填抚江淮之间。作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吴楚为乱,宗属唯婴贤而喜士,士乡之,率师抗山东荥阳。作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

智足以应近世之变,宽足用得人。作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

直曲塞,广河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作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作平津侯列传第五十二。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长国之,以填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于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说,长孺矜焉;好荐人,称长者,壮有溉。作汲郑列传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救人于,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争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第七十。

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

(1)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2)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3)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

(4)《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

(5)《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6)《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7)《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

《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10)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11)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

(12)孔子为鲁司寇: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13)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

(14)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15)牝牡(pìn mǔ):牝为雌,牡为雄。

(16)指:同“旨”。

(17)弑(shì):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为“弑”。

(18)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19)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20)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

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21)《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22)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

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

(23)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24)三代:夏、商、周。

(25)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这被称为“获符瑞”。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年号为“元狩”。

(26)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27)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前104年(汉武帝元封元年)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28)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

(29)穆清:指天。

(30)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

款塞:叩关。

(31)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代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前99年(天汉二年),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

(32)缧绁(léi xiè):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

(33)西伯拘(yǒu)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34)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注:孔子一生曾有厄于陈、蔡及作《春秋》二事,但史公一定要将二事联系起来,并说成因果关系,此其行文之需要。

(35)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

(36)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

(37)孙子膑(bìn)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膑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

(38)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

(39)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

(40)《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41)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

(42)至于麟止: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43)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所以这样说。

从前颛顼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伯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当周宣王时,程伯休甫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昂在殷地称王。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昂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贱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贱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不听信“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

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嶷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周幽王、周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侯都改用新历法。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生讲:‘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嫉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孔子说:‘我与其载述空洞的说教,不如举出在位者所做所为以见其是非美恶,这样就更加深切显明了。’《春秋》这部书,上阐明三王的治道,下辨别人事的纪纲,辨别嫌疑,判明是非,论定犹豫不决之事,褒善怨恶,尊重贤能,贱视不肖,使灭亡的国家存在下去,断绝了的世系继续下去,补救衰敝之事,振兴废弛之业,这是最大的王道。《易》载述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在说明变化方面见长;《礼》规范人伦,所以在行事方面见长;《书》记述先王事迹,所以在政治方面见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在风土人情方面见长;《乐》是论述音乐立人的经典,所以在和谐方面见长;《春秋》论辨是非,所以在治人方面见长。由此可见《礼》是用来节制约束人的,《乐》是用来诱发人心平和的,《书》是来述说政事的,《诗》是用来表达情意的,《易》是用来讲变化的,《春秋》是用来论述道义的。平定乱世,使之复归正道,没有什么著作比《春秋》更切近有效。《春秋》不过数万字,而其要旨就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合都在《春秋》之中。在《春秋》一书中,记载弑君事件三十六起,被灭亡的国家五十二个,诸侯出奔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数不胜数。考察其变乱败亡的原因,都是丢掉了作为立国立身根本的春秋大义。所以《易》中讲‘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说‘臣弑君,子弑父,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其发展渐进已是很久了’。因此,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是谗佞之徒站在面前也看不见,奸贼之臣紧跟在后面也不会发觉。做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否则就只会株守常规之事却不懂得因事制宜,遇到突发事件则不知如何灵活对待。做人君、人父若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定会蒙受首恶之名。做人臣、人子如不通晓《春秋》要义,必定会陷于篡位杀上而被诛伐的境地,并蒙死罪之名。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而去做,只因为不懂得《春秋》大义,而蒙受史家口诛笔伐的不实之言却不敢推卸罪名。如不明了礼义的要旨,就会弄到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的地步。君不像君,就会被臣下干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会昏聩无道,子不像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恶行,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过加在他身上,也只得接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这部经典是礼义根本之所在。礼是禁绝坏事于发生之前,法规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施行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禁绝的作用却隐而难知。”

壶遂说:“孔子时候,上没有圣明君主,他处在下面又得不到任用,所以撰写《春秋》,留下一部空洞的史文来裁断礼义,当作一代帝王的法典。现在先生上遇圣明天子,下能当官供职,万事已经具备,而且全部各得其所,井然相宜,先生所要撰述的想要阐明的是什么呢?”

太史公说:“是,是啊,不不,不完全是这么回事。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纯厚,作《易》八卦。尧舜的强盛,《尚书》做了记载,礼乐在那时兴起。商汤周武时代的隆盛,诗人予以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并非仅仅讽刺讥斥呀’。汉朝兴建以来,至当今英明天子,获见符瑞,举行封禅大典,改订历法,变换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布无边,海外不同习俗的国家,辗转几重翻译到中国边关来,请求进献朝见的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天子的功德,仍不能完全表达出他们的心意。再说士贤能而不被任用,是做国君的耻辱;君主明圣而功德不能广泛传扬使大家都知道,是有关官员的罪过。况且我曾担任太史令的职务,若弃置天子圣明盛德而不予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而不予载述,违背先父的临终遗言,罪过就实在太大了。我所说的缀述旧事,整理有关人物的家世传记,并非所谓著作呀,而您拿它与《春秋》相比,那就错了。”

于是开始论述编次所得文献和材料。到了第七年,太史公遭逢李陵之祸,被囚禁狱中。于是喟然而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毁没有用了。”退而深思道:“《诗》、《书》含义隐微而言辞简约,是作者想要表达他们的心志和情绪。从前周文王被拘禁里,推演了《周易》;孔子遭遇陈蔡的困厄,作有《春秋》;屈原被放逐,著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才编撰了《国语》,孙子的腿受了膑刑,却论述兵法;吕不韦被贬徙蜀郡,世上才流传《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才写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士抒发愤懑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中聚集郁闷忧愁,理想主张不得实现,因而追述往事,考虑未来。”于是终于下定决心记述陶唐以来直到武帝获麟那一年的历史,而从黄帝开始写起。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好词好句 www.9512.net

copyright ©right 2010-2021。
好词好句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犯请联系客服。zhit3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