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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芜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省新繁县清流乡(今新都区清流镇)人。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南行记》、长篇小说山野》、《百炼成钢》等。

艾芜(1904~1992年) ,中国现、当代作家,原名汤道耕,笔名刘明、吴岩、汤爱吾等,艾芜是道耕的笔名,他开始写作时,因受胡适“人要爱大我(社会)也要爱小我(自己)”的主张的影响,遂取名“爱吾”,后慢慢衍变为“艾芜”,

1921年考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25年因不满学校守旧的教育和反抗旧式婚姻而出走,漂流于云南边疆、缅甸和马来亚等地,当过小学教师、杂役和报纸编辑,并两次差点病得差点死去。

因为同情缅甸的农民暴动,1931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回国到上海。

1932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开始发表小说。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祖父设馆教书,父亲是乡村小学教师。家庭贫苦,他小学未毕业。1921年考入免费的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因受《新青年》和创造社一些刊物的影响,对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思想奉为圭臬,为逃避包办婚姻,于1925年夏天离家南行。以后六年间,他徒步到昆明,做过杂役;他流浪缅甸克钦山中,当过马店伙计;他漂泊东南亚异国山野,与下层劳动者(赶马人、抬滑竿的、鸦片私贩以至偷马贼)朝夕相处。后来,他到缅甸仰光,病倒街头,为四川省乐至县人万慧法师(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收留。以后,他当过报社校对、小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

1930年冬天,因参加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

1931年春,被押送回国,途径香港、厦门,同年5月到上海。不久,巧遇成都一师同窗好友杨朝熙(即沙汀,他与艾芜被誉为中国文坛上双星同曜的双子星座)。当年11月29日,与沙汀联名,由艾芜执笔,写信与鲁迅先生,请教有关小说题材问题。12月25日,鲁迅先生回了信。这次通信,对两位现代文学史上杰出作家的成长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

1932年底,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即终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开始发表小说。

在上海期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山中牧歌》、《夜景》和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以及散文集《漂泊杂记》等。作品大都反映西南边疆和缅甸等地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及其自发的反抗斗争,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传奇性故事,具有特异性格的人物和边地迷人的绮丽风光,使作品充溢着抒情气息和浪漫情调。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

1944年由桂林逃难到重庆,写完著名长篇小说《故乡》,编辑抗敌协会重庆分会会刊《半月文艺》(附在重庆《大公报》上)计60期。

1946年到陶行知担任校长的社会大学任教。

1947年夏,国民党在重庆大捕民主人士,逃到上海。这个时期作品有长篇小说《山野》。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

1949年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去鞍山大庆小凉山等地体验生活。

1957年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到云南旧地重游,完成了《南行记续篇》。解放后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

1981年以后,艾芜以耄耋之年,壮心不已,仍深入大小凉山,重返云南边疆,笔耕不辍。发表《春天的雾》、《南行记新编》等百余万字,直至1992年与世长辞。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艰苦的条件下,艾芜除陆续创作短篇小说外,还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作品主要以普通农民、城市苦力、小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他们的爱国热情、悲惨遭遇、反抗和追求。

抗战前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秋收》和《纺车复活的时候》,反映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民关系和农村面貌的变化,在当时颇有影响。1942年前后,艾芜创作上有比较明显的变化,长篇小说《丰饶的原野》(1946)、《故乡》(1947)、《山野》(1948),中篇《乡愁》(1948)、《一个女人的悲剧》(1949),以及短篇小说《石青嫂子》等作品,仍大都以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较之30年代和抗战前期的小说,这时期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反映生活的面更广,艺术表现手法也有提高。民族解放战争背景下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面貌在这些小说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尤其是长篇小说《山野》,围绕着一个小山村的生活和人物关系,展现了抗战中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比较深刻的描绘。《石青嫂子》描写一个劳动妇女倔强的生活意志和艰辛的生活道路,作品人物性格鲜明,语言朴素洗练,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在农村的罪恶统治,反映了黎明前的浓重黑暗。

艾芜解放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社会下层的生活。这构成了他创作的一个特色。这样的创作思想,和他早年的流浪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曾经和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一道受剥削,遭侮辱,因此对于他们,他不是平平静静着手描写,而是尽量抒发自己的爱和恨,痛苦和悲愤;对抬滑竿的、赶马的、偷马贼、私烟贩子、城市苦力、穷苦农民、普通兵士和小知识分子等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幸,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愤慨。他不仅写出了生活重压所带给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活恶习,还发掘出了他们心灵深处的美好品德:善良、纯朴、正义感、同情心和自发的反抗;从而使人们从丑恶的黑暗现实中,看见了光明和希望。

艾芜是最早把西南边疆地区下层社会的风貌和异国人民在殖民地统治下的生活,带进现代文学创作中来的作家之一,对于开拓新文学创作的领域作出了贡献。传奇性的故事,绮丽的地方色彩,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使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这是他创作上的又一个特色。艾芜有较强的艺术概括能力与处理题材的魄力,善于把一个平淡的故事写得娓娓动听,以景物和环境,烘托出人物内心的活动,使形象逼真感人。抗战爆发以后的创作,谨严沉郁的现实主义手法,逐渐取代原先的抒情浪漫的艺术风格。

年份

作品

备注

1934

《山中牧歌》

短篇小说集

1935

《南国之夜》

短篇小说集

1935

《漂泊杂记》

散文集

1935

《南行记》

短篇小说集

1936

《夜景》

短篇小说集

1937

《春天》

《丰饶的原野》第1部,中篇小说

1937

《芭蕉谷》

短篇小说集

1939

《海岛上》

短篇小说集

1939

《逃荒》

短篇小说集

1939

《萌芽》

短篇小说集

1941

《文学手册》

文艺理论

1941

《杂草集》

散文集

1942

《荒地》

短篇小说集

1942

《黄昏》

短篇小说集

1943

《冬夜》

短篇小说集

1943

《爱》

短篇小说集

1943

《缅甸小景》

散文集

1943

《江上行》

中篇小说

1944

《秋收》

短篇小说集

1945

《锻炼》

短篇小说集

1945

《童年的故事》

短篇小说集

1946

《我的旅伴》

短篇小说集

1946

《丰饶的原野》

长篇小说

1947

《故乡》

上下集,长篇小说

1947

《艾芜创作集》

短篇小说集,原名《冬夜》

1948

《我的青年时代》

中篇小说

1948

《烟雾》

短篇小说集

1948

《乡愁》

中篇小说

1948

《山野》

长篇小说

1949

《一个女人的悲剧》

中篇小说

1953

《艾芜短篇小说集》

1958

《新的家》

短篇小说集

1955

《幸福的矿工们》

报告文学

1958

《艾芜中篇小说集》

1958

《百炼成钢》

长篇小说

1958

《夜归》

短篇小说集

1958

《初春时节》

散文特写集

1959

《艾芜选集》

1959

《欧行记》

散文集

1959

《浪花集》

评论集

1964

《南行记续篇》

短篇小说集

1978

《艾芜短篇小说选》

1981

《艾芜近作》

评论、散文集

1981

《我的幼年时代》

中篇小说

1981

《艾芜小说选》

1981一1984

《艾芜文集》

1-2卷

1983

《艾芜儿童文学作品选》

1983

《南行记新篇》

短篇小说集

1984

《谈小说创作》

文艺理论

1985

《春天的雾》

长篇小说

1987

《风波》

长篇小说

《南行记》是艾芜的处女作,也是他的全部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流浪汉小说。郭沫若、茅盾、周扬、胡风周立波等名家以及各种现代文学史和论著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在现代文学史上,艾芜最先在《南行记》中以绮丽的西南边塞风光,浓郁的异域情调,写出了一幕幕人间悲剧,刻画了“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行动”(见《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他在描写那些底层劳动者、流浪汉、少数民族贫苦人民悲惨命运的同时,尽力去挖掘他们身上的真、善、美的品质、“他们性情中的纯金”(艾芜语)。他所塑造的小黑牛、夜白飞、鬼冬哥及野猫子等人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的形象。他的小说被译成英、俄、日本、朝鲜、德、法等多种文字,深受国外读者喜爱。艾芜研究方兴未艾,有关艾芜生平、创作的传记、专著、论文已有十余种、百余篇问世。根据《南行记》改编的电视剧《边寨人家的历史》(艾芜出现在荧屏上,令人倍增亲切与敬慕),荣获“’93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赞赏。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者,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艾芜身材高瘦,脸膛黑褐而清癯,似乎还保留着早年漂泊南亚次大陆灼热阳光的印记。他待人温和之极,话语不多偶尔也不失风趣幽默。一天,我按约定去到他家,不巧他的家门紧闭。我试探着敲了敲门,一会儿有脚步声传来,是艾芜微笑着打开了门。我上前握手,他却避了一下,笑着说:“手是湿的,你先进屋。”这时我才明白他在闭门洗衣。一大盆脏衣服正放在屋子中间。我说:“这些小事,请人帮帮忙吧。”他笑了笑说:“老年人活动活动好,洗衣服、洗菜用不了多少时间,但活动了手,手活动了也练了脑子。”

一次我刚进门就看见艾芜的一个手指头缠满了纱布,不明究里,王蕾嘉老师告诉说,那是艾芜切菜误伤的。她还说,由于他们的儿女多不在身边,自己身体又有病,艾芜就把家里的杂活几乎全揽了。王蕾嘉老师早年是女诗人,他俩都是从辛劳中走过来的。

据说1960年前后的灾荒年月里,艾芜家里搭配的粗粮,也是由他一人包干,三顿吃葫豆、高粱籽和棒子面,把细粮让给夫人和孩子们,才度过了缺吃少穿的饥馑岁月。他说:“还算幸运,我常吃粗粮没生过大病,可吃细粮的王老师反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艾芜出差,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对吃住从不提过分要求。他说:“我是四川新繁人,那里出产泡菜,所以每顿饭,别人安排了泡菜,我就比吃九斗碗大鱼大肉还高兴。”

艾芜写字台一边的墙壁上,留着屋顶漏雨后留下的一大片痕迹。当时这种公房,只要你不提出来,单位就不会派人来维修。有一次我注视那墙,艾芜很风趣地说:“是幅很美的壁画,对吧?自然大师的大手笔。国画技法上有‘雨淋墙头皴’么?张大千的《峨眉金顶》,说是‘拖泥带水皴’,应该与‘雨淋墙头皴’也有些关系吧。”

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艾芜的那些作品开拓了新文学创作的题材领域,是一位真正作家的思想深层萃取物。我读过的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周立波等名家对艾芜作品的评介,多数是忘不掉的。

1939年春,巴金在上海为迁住桂林的艾芜编辑了小说集《逃荒》,并且在为该书撰写的《后记》中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僧。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

郭沫若评介艾芜的作品:“我读过艾芜的《南行记》,这是一部满有将来的书。我最喜欢《松岭上》那篇中的一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应该放在年轻的一代身上的。’这句话深切地打动着我,使我始终不能忘记。”

艾芜的作品是有读者缘的。尤其是好些青年读者喜欢他的作品。艾芜呢,也很自然地把同情和助力倾注于他们身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艾芜辗转于汉口、桂林、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并任教于重庆大学中文系。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荒地》、《黄昏》等,长篇小说《故乡》、《山野》等。反映了国统区劳动群众的苦难、抗争和追求。艺术表现上严谨沉郁的现实主义格调,取代了以前抒情浪漫的艺术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艾芜任重庆市文化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他曾重走南行路,出版了《南行记续篇》,《艾芜文集》等,以内容新鲜、描写生动、笔调优美而引人注目。

《 南行记》是艾芜写小说第一次编成的集子,全文共25篇,既是他的处女作,又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20世纪初叶,颈上挂着墨水瓶的艾芜从昆明流浪到腾冲,经过梁河、盈江,沿着大盈江漂流到缅北八莫一带。在中缅边境茅草地客店打工扫马粪时,他偷闲写了《在茅草地》、《洋官与鸡》、《我诅咒你那么一笑》、《偷马贼》、《森林中》、《乌鸦之歌》、《私烟贩子》等一些东西……于是世界文库又诞生了一本披露德宏边地风情的《南行记》。艾芜与德宏有缘,他是第一位用汉文在德宏写小说的作家,而德宏也成就了他。他在《我的旅伴》中写道:“这时正是1927年春末,前夜在腾越城外息店,被窝厚厚的,还感到寒冷,而来到干崖土司管辖的傣族坝子,天气却像五六月一般炎热。头上的天空,蓝闪闪的,面前的原野,迷蒙着热雾。我知道我已经走进热带了。从云南流入缅甸的大盈江,通过原野,有时近在路边,可以望见浩浩的青碧江流,有时绕到远处去了,连隐约的江声,也不大听得见。原野两边,排着雄大的山峰……”在他的笔下,德宏美极了。于是1981年3月底他曾重游德宏,而且在芒市友谊路邂逅流浪仰光时的挚友安全师……于是又写了《南行记续篇》,讴歌了德宏的新生。作者在1963年6月写的后记中说:“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心里。”“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我写《南行记》第一篇的时候,所以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第一课》”。 [1]

西广场素描

1935年春节后,作家艾芜(汤道耕)和新婚妻子王蕾嘉自济南来到青岛,经由在青岛民众教育馆做事的旧友王秉心帮助安好家。这位自称是“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作家,在经济拮据的生活和繁重的家务中,仍然勤奋创作不辍。这时期,他写了一篇描写青岛的“破烂市”西广场的散文,给青岛城市发展史补上了必不可少的一页空白。

这篇题名《海滨随笔》的文章,未见发表于何种报刊,在《艾芜研究专集》等资料中也都没有记载,只是在经艾芜晚年编定,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艾芜文集》中收入。文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幻景的消灭》,第二节《古风的市集》则是记述作者一次逛青岛破烂市的经历。

文章开头就标明了破烂市的形成和地理位置:

“在海岸下面,由垃圾填起来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稀奇的也可以说是古风的市集,农村破产的庄稼人和给都市挤出去的手工业者,便都把他们难窘的日子,放在这里面暗淡地消磨过去。”

这里所说的破烂市的地理位置,很显然便是青岛的第一个贫民窟西广场,接下去,作者作了细致的描述:

“市的外形是用发锈了的红色洋铁皮(按,即瓦楞铁)和不成器的旧木板盖搭成许多间矮房子,密密地排成了几条窄狭街道那种的样式的。每间屋顶,大约怕给海风吹去吧,均在上面放些砖头石块烂盒子镇压着,烟子和臭味,便从那儿升腾起来。这和屋后一望深蓝的海面比较来看,真会感到人生的丑劣和污秽。因为,如果在海岸上的游人俯视下去,那就只会认为这是和垃圾同在的贫民窟罢了。”

寥寥几笔便勾画出破烂市的轮廓。当作者走下海岸来之后,便有了更加精彩的描写,展开了一幅幅旧中国的风情画:

“在摆破橱和缺脚柜的行列中,一个穿污秽长棉袍的汉子(腰上拴着带子,纽子是敞开的)手里拿着两三节做烟囱用的瘪洋铁筒,一面敲出声音,一面走着,喊出售卖的价钱。人们望望他,仍旧躬下腰子,朝破的橡皮套鞋摊上,寻找将就可以穿的东西。

“这儿是人生用品的残废院,凡被人类遗弃的,都在这里重新被人估价起来,于是闲着用竹签子挖耳的老汉子和依门打盹的老婆婆,也就俱可以视为我们整理国故的功臣了。

“铁匠铺丁丁地打着铁,把自己新造出来的货品,和门前摊上摆着的旧德国刀、锈东洋瓢一类的东西,挤在一块儿,图争最后生存的地位。

“小药铺的檐头,晒着乌龟的尸骸,壁上贴着日本旗子那样似的膏药广告,丸药和药水,有的装在曾经盛过巴黎香水的空瓶里面,如同着了西装那么似的。

“在躺着书的残骸的摊上,前三四年的日历本子,尚完好崭新地现了出来,看着还很宝贵似的重叠放着,便觉得主人保存古物的精神,实是令人不胜敬佩的了。”

在这里,破烂市的典型人物和富有特征的细节,在作者笔下生动而传神。

如今距离这篇文章的创作已有六十多年了,物换星移,青岛西广场早已成为一个尘封的地名,人们渐渐淡忘了它。

在艾芜的故乡的新都区桂湖公园中的饮马河畔,距学士堰遗迹不远的翠竹丛中,人们修建了艾芜墓。艾芜墓由红砂巨石垒成,上端矗立着他的半身青铜塑像。身后的碑文记载着他的生平;胸前的碑面上“艾芜之墓”四个字,由巴金手书。墓前端有一块正方形大理石,上部刻着艾芜的一段座右铭:“人应像一条河一样 ,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下部嵌着一束铜质山茶花。座右铭、大理石、山茶花,寄寓着这位南行作家、流浪文豪不平凡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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