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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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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语言的变体,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方言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所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例如<犯扯,犯贫,犯病,>之类的很多城市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话都是比较有特点的。

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遭到其他很多语言学者反对,并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这些不同的判准却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作或视作语言(相互之间关系亲缘较近的语言可以互称为对方的方言,而相互之间亲缘关系遥远,在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相关性较小的语言则不可互称为对方的方言。)

在实际操作中,个别语言之所以为“方言”,通常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缺少适当的书面语,语言未达到准确描述的程度;语言使用者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些语言受到歧视; 同一民族(或国家)拥有多个语言系统。以下对语言学者几种比较常用的“方言与语言比较”的判别方式进行讨论,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判准在实际应用上的困难。在一些情况之下,对于语言和方言的界定,已不仅是语言学层面上的问题了。

注意:“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指的是,一种语言(口音),如济南话,可以称其为一种方言,同时也可以称其为一种语言,而不可理解为,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称作另一种语言的方言,判定一种语言是否另一种语言的方言,要从语系归属,语法,同源词等多方面考量,同时兼顾一些政治等其他因素。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他不是独立于民族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而只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各方言大都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要素很多,有属于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迁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要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等。

方言虽然只是在一定的地域中通行,但本身却也有一种完整的系统。方言都具有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同一个民族的各种地方方言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点。一般情况下,民族共同语总是在一个发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根据性质,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别而形成的变体,是全民语言的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是语言发展不平衡性而在地域上的反映。社会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会成员因为在职业、阶层、年龄、性别、文化教养等方面的社会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变体。

在我国现代几大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看成是古汉语经过数千年在广大北方地区发展起来的,而其余方言却是北方居民在历史上不断南迁逐步形成的。在早期的广大江南地区,主要是古越族的居住地,他们使用古越语,与古汉语相差很远,不能通话。后来,北方的汉人曾有几次大规模的南下,带来不同时期的北方古汉语,分散到江南各地区,于是逐步形成现在彼此明显不同的六大方言。现各方言之间差异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方汉语与南方古越语在彼此接触之前,其内部就有各自的地区性方言;二是北方汉语南下的时间不同,自然不同时候南下的汉语本身就不相同;三是南方各方言分别在一定独特环境中发展。

汉族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程度不同的分化和统一,因而使汉语逐渐产生了方言。

现代汉语有各种不同的方言,它们分布的区域很广。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语音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多数方言和共同语之间在语音上都有一定的对应规律,词汇、语法方面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因此它们不是独立的语言。国外学者认为,各方言区的人互相不能通话,因此它们是独立的语言,尤其是闽方言中的各方言。根据方言的特点,联系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目前方言调查的结果,可以对现代汉语的方言进行划分。当前我国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方言划分的意见还未完全一致,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现代汉语有七大方言。

我国人口较多,比较复杂,所以讲不通的方言分区处理分析。按照现代通俗的分发,现代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区。即北方方言(官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

同时,在复杂的方言区内,有的还可以再分列为若干个方言片(又成为次方言),甚至再分为“方言小片”明知道一个个地点(某事、某县、某镇、某村)的方言,就叫做地方方言。如广州话、长沙话等。

方言名称 方言代表

官话方言 北京话

东北方言 东北话

吴方言 苏州话

赣方言 南昌话

湘方言 湘乡话

客家方言 福建长汀话、广东梅县话

闽方言 闽北话、闽东话、闽中话、闽南话、客家话、莆仙话

粤方言 广州话

蜀方言 四川话

官话方言,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内部一致性较强。在汉语各方言中它的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约占汉族总人口的73%。

分布在北南文化线(通州县东-南通市东-长江-靖江市北-长江-镇江市东-丹阳县西-金坛县西-溧阳县西-溧水县南-高淳县北-广德县-郎溪县-宣城市-芜湖县北-繁昌县-南陵县东-铜陵县-铜陵市东-青阳县东南-石台县北-彭泽县-湖口县南-九江市南-瑞昌市-长江-黄石市-武汉市南-长江-临湘县-常德市-沅江-怀化市-靖州县-通道县-永州-郴州-桂林东-贺州-柳州南-河池南-百色)以北的全部汉族居住区。

官方言的明显特点包括:丢失了大部分的中古辅音韵尾。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h(束喉音)”现在已经只剩下“-n,-ng”。同时,与其他方言相比,北方话的声调较少。(这是因为北方话中只有平声区分阴阳。)因此,北方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这在其它方言中比较少见。

官话一般分为八大区:

兰银官话、中原官话(中部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北京官话、东北官话。

胶辽官话分布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

冀鲁官话分布在河北省、山东省西部、内蒙古宁城县

北京官话分布在北京、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赤峰市

东北官话分布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北部、内蒙古东北部。

兰银官话细分为8片:银川市,石嘴山市-平罗-陶乐-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吴忠市-中宁-同心-中卫,宁夏盐池县,兰州市-榆中-民勤,永登-皋兰,古浪-天祝,河西走廊(除敦煌和景泰),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博尔塔拉州-阿勒泰市与青河县-塔城(除托里、布克赛尔)-哈密。

中原官话分布在远古华夏族的传统居住区,今陇海线南北。苏州市吴江县菀坪镇、宣城市以东部分乡村、皖南广德县、浙江长兴县属于中原官话孤岛。中原官话又细分为河南方言、关中方言东府话、关中方言西府话、秦陇方言、陇中方言、南疆方言。

西南官话包括十一片: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西部十九县市、湖南省西北部、陕西省南部的留坝-佛坪-宁陕-镇坪-岚皋-紫阳-石泉-镇巴-宁强、甘肃省文县碧口镇;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西昌市、贵州省铜梓-仁怀-沿河-印江、云南省大关-绥江-水富,内江市-自贡市-仁寿县-富顺县,雅安市-石棉县,云南省西北部下关-剑川-宾川-洱源-云龙-丽江市;云南西部的大理-保山-潞西;云南省东中部的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个旧-开远、贵州省贵阳市-安顺市、四川省宁南县;贵州省北部以遵义-六盘水-毕节为中心的二十七县市、云南省威信-彝良-镇雄、重庆市秀山县、湖南省芷江-怀化-凤凰-新晃-吉首;贵州省东南部镇远-岑巩-黎平-锦屏-台江、湖南省靖州-通道;贵州省南部凯里-都匀-贵定县;湖北省北部的襄樊-十堰-丹江口-老河口-随州;武汉、湖南省临湘县;湖南省南部永州、郴州;广西壮族自治区以柳州-桂林-百色-河池为中心的五十六个县市;海南省昌江县-东方市-儋州市-三亚市的部分地区所讲的军话。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的分界线在广水县-安陆县-应城县-黄陂-黄冈市-鄂州市-蕲春县一线以西以南。

商周秦汉时期,洞庭湖还属于原始汉语与藏缅语、苗瑶语、融合而形成的楚语,永嘉乱后,迁入湖北的秦雍流人(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有六万,出现了西南官话的最初雏形。安史之乱后,十倍于土著的北方移民入洞庭湖北部,冲击、涵化并最终取代了当地的楚语,奠定了西南官话的基础。

江淮官话分布在淮河和北南文化线之间,福建南平城关、长乐县洋屿村属于江淮官话孤岛。江淮官话与中原官话方言分界线如下:连云港临洪河口-东海县浦南镇-东海黄川-东海白塔埠-东海平明-东海房山-东海安峰-新沂黑埠-沭阳阴平(潼阳)-沭阳颜集镇方圩村-沭阳悦来-宿迁关庙-宿迁丁嘴-泗阳仓集-泗阳屠园-泗洪曹庙-泗洪金锁-泗洪重岗-泗洪上塘-泗洪峰山南-宿州淮北淮河-凤阳县南-蚌埠市西南-淮河-霍邱县东-金寨县南。

北京官话覆盖面包括了整个北京市,河北北部、内蒙古部分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逐渐取代南方官话成为中国官方的主流语言。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原雅音南移,作为中国官方语言的官话逐渐分为南北两支。元朝以北京为大都,元朝统一全中国,以北京音作为天下通语标准音,北京话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标准音。明朝成立后,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明朝永乐年间建都北京时从南京北调40万人口,超过北平原有人口,清朝定都北京后大批满人进入北京,旧北平话逐渐演变形成了北京话。清雍正六年设“正音书馆”,以北京官话为标准语,在全国推行,以后北京官话逐渐取代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场主流的标准语,有人也称之为北方官话,和被称为南方官话的南京官话相对应。清末进行国语编审,民国初年拟定国音,“京国之争”以后实行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新国音,自此以北方官话为蓝本的国语(普通话)成为中国官方标准语言。随着现代教育、传媒的普及发达,当代的北京官话- 普通话,在华语圈有向各种方言渗透的趋势。

汉族的先民开始时人数很少,使用的汉语也比较单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居民逐渐向四周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或者跟异族人发生接触,汉语就逐渐地发生分化,产生了分布在不同地域上的方言。汉语方言分布区域辽阔,使用人口在9亿以上。

官话方言通称北方方言,即广义的北方话,一般所谓"大北方话"。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官话方言有它突出的地位和影响。近1000年来,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唐宋白话到元曲到明清小说,都是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创作的,再加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通行地区从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高度集中的心脏地带,向来官场上办事交际,都使用北方话,因而有"官话"的名称。实际上它是汉语各方言区的人共同使用的交际语言,现在全国推行的普通话,就是在"官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通行地域官话方言通行于长江以北各省全部汉族地区;长江下游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湖北省除东南角以外的全部地区;广西省北部和湖南省西北角地区;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少数民族区域以外的全部汉族地区。此外,在非官话方言区中。还有少数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官话方言岛。如海南岛崖县、儋县的"军话",福建南平城关的"土官话",长乐洋屿的"京都话"等。使用人口7亿以上。

分区官话方言内部按其语言特点一般可以分为4个支系,即4个方言片(或称4个次方言):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

华北官话即狭义的北方话,它通行于北京、天津两市,河北、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其中东北三省和河北省的方言最接近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山东、河南的官话各有特色,近来有的语言学者认为可以另立胶辽官话和中原官话两支。其中中原官话包括山东、河南部分地区以及长江以北的徐州、阜阳、陕西的西安、山西的运城等地区。

西北官话通行于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以及青海、宁夏、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新疆汉族使用的语言也属西北官话。山西及其毗邻陕北部分地区、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保留古入声字,自成入声调,不同于一般西北官话,也不同于华北官话,近来有学者认为可根据"有入声"这一特点另立"晋语",从官话方言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西北官话作为官话方言的一支,范围宜缩小到只包括甘肃兰州、宁夏银川等地的方言,改称"兰银官话"。陕西方言有三:陕北话,陕南话和关中话。我们通常所指的陕西方言既陕西话、关中话。陕西话属于中原官话,为其的一个分支,代表方言为西安方言。又分为关中方言东府话和关中方言西府话。前者包括西安市、铜川市、咸阳市、渭南市、商洛市下属商州-洛南-丹凤-山阳、陕北的宜川-黄龙-洛川-宜君-黄陵-富县、甘肃东部、山西运城-临汾、河南灵宝一代,后者包括宝鸡市。陕北话属于秦晋方言,陕南话大部属于巴蜀方言(西南官话)。这里讲的陕西方言特指陕西话,即以西安话为标准的,是秦腔的标准唱音。

西南官话通行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东南部、东部除外)、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汉族地区以及湖南、广西两省北缘地带。西南官话地域辽阔,但内部比较一致。 

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江淮官话是官话方言中内部分歧较大、语言现象较为复杂的一支。其中皖南徽州一带方言,有许多与众不同的特点,历来不少语言学家认为可以从官话方言中分出,独立为皖南方言或徽州方言。

①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大都有清声送气与清声不送气之分,而没有清声与浊声的对立,反映出清声母多而浊声母少的特点。古全浊声母字在现代官话方言各支系中几乎都念为清声母字,很少例外。一般古全浊平声念送气清声母,古全浊仄声念不送气清声母。

韵母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辅音韵尾比较少。

③声调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调类的数目比较少。除江淮官话、华北官话中河南黄河以北地区、西北官话中山西南端、陕西的陕北及内蒙古西部部分地区有入声调外,其余各地官话大都没有入声调。整个官话方言区的声调以4~5个为最多,尤以4个声调最普遍,少于4个或多于5个的都比较少。古四声中,平、上、去三声在各地官话中的分化、发展情况大体相似,即:古平声清声母字各官话大都念为阴平,如包、周、基、夫、甘、尊、当、江、光等;古平声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阳平,如爬、徒、锄、奇、条、林、沉、群、同、红等;古上声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各地官话大都念为上声,如补、早、胆、粉、党、井、榜、选、暖、染、老等;古上声全浊声母字和古去声字,各地官话多念去声,如古上声全浊声母字部、父、道、愤、荡和古去声字过、怕、步、带、共、耀等。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中的念法比较复杂,除江淮官话及西北官话中山西、陕西部分地区、华北官话中黄河以北河南省部分地区保留入声自成调类外,其余入声调消失的各地官话,古入声字的归属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华北官话跟北京话一样,入声消失后入声调的字分派平、上、去各声,即所谓"入派三声":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次浊声母入声字归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各调中去;少数地方(如济南、大连)与北京略有不同:古入声清声母字或全归阴平(如济南),或全归上声(如大连)。西北官话没有入声的地方古入声调字的分派有两种情况: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阴平,如西安;或是古全浊声母入声字归阳平,其余归去声,如兰州。西南官话古入声字的分派最为划一:只要是古入声字,不论声母是什么,一律念阳平调,几乎没有例外。

语言文化遗产有特别重要的保护价值。这首先在于语言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它既是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语言是特定族群文化的重要部分,体现着一个族群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方式和成果,通常被当作构成一个民族的标志性元素之一;同时,语言作为其他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一个族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文化信息。在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存活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汉语的各种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也是普通话健康发展的资源和保障。这些关于语言的文化价值的基本论点已经有不少文献论述,限于篇幅,此处不加详论,仅引述著名作家王蒙的一段生动的表述。王蒙曾说到维吾尔语是如何复杂难学而又曲折精妙,并进一步谈到对语言的见解:“真是怎么复杂怎么来呀!而它们又是那样使我倾心,使我迷恋。它们和所有的能歌善舞的维吾尔人联结在一起。……我欣赏维吾尔语的铿锵有力的发音,欣赏它的令人眉飞色舞的语调,欣赏它的独特的表达程序……一种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群,是一种生活的韵味,是一种奇妙的风光,是自然风光也是人文景观。”这段话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直感而谈的,不是学术语言,但是其见解很接近我们对语言文化遗产的界定和对语言文化价值的理解。

著名学者周海中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每种语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所在民族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特性以及文化、历史等,都是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当一种语言消失后,与之对应的整个文明也会消失。当今处于弱势的民族语言正面临着强势语言、全球化、互联网等的冲击,正处于逐渐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关机构和语言学界都应该采取积极而有效的措施,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语言。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有利于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

从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看,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涉及某一地方言或几地方言的运用。在以话本为其雏型的明清白话小说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了解这些方言成分不仅对于欣赏作品的内容大有帮助,并且在考证小说的作者、籍贯、成书过程、版本优劣等方面往往能提供重要的线索。

方言文学倘若指各地民间歌谣戏曲曲艺,那自然是源远流长;倘以小说而论,真正的方言小说则在清末兴起。明清白话作品中有许多方言成分,这是不言而喻的。胡适说:“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的,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和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评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⑨其实《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说岳全传》等作品中保存的当时大量的口语资料,既反映了近代汉语的发展概貌,也说明了方言在文学作品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清末之前纯粹用方言来写作的小说并不多见,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用北京话写的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七侠五义》;用扬州话写的有邹必显的《飞跎子传》;用苏州话写的有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和张春帆的《九尾龟》(限于对白);用北部吴语写的有张南庄的《何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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