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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为四郎哭泣

如果你为四郎哭泣是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她以女性独特而细腻的视角观察着父亲和与父亲一样的老人们少小离家的老人们,在一出《四郎探母》之后的心理波动。老人们因四郎的一句台词“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而老泪横流,是四郎让他们想起那一生不曾再见到的,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十六岁离家,如今已经年逾古稀,对亲人、对家乡、对大陆的思念,萦绕于老人心头几十年。也许他们也曾经在某个夜里因为想家而暗自垂泪,而今天一曲《四郎探母》触动了他们情感的闸门,蓄积几十年的情感终于得以宣泄。

有一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八十五岁的父亲去听。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老人想必喜欢。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异乡对儿女已是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老母的片刻。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痛哭失声:"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十六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国民党政府招兵,这十六岁的少年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

然后我发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人也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的《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如醍醐灌顶似的发觉,是的,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

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无法拔出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沾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他发现,他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和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产生归属感。

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历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这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一篇关于亲情的散文,她以女性独特而细腻的视角观察着父亲和与父亲一样的老人们--少小离家的老人们,在一出《四郎探母》之后的心理波动。老人们因四郎的一句台词"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而老泪横流,是四郎让他们想起那一生不曾再见到的,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十六岁离家,如今已经年逾古稀,对亲人、对家乡、对大陆的思念,萦绕于老人心头几十年。也许他们也曾经在某个夜里因为想家而暗自垂泪,而今天一曲《四郎探母》触动了他们情感的闸门,蓄积几十年的情感终于得以宣泄。作为子女面对泪流满面的父亲,他们无法用言语来安慰,因为语言的苍白;他们能做的就是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或者轻轻揽住老人瘦弱的肩膀,默默地给予他们关怀和理解。文章到此歌颂的是亲情的力量,但是文章却在开头埋下伏笔,作者引这出戏是为了解释"文化为什么重要"。这就由浅层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或者说以小见大。作者紧接着提出问题:"我懂了为什么《伊底帕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作者再把笔力集中到由此引发的对文化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上,最后回答了开篇提出的抽象的哲学命题"文化为什么重要",指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的力量"。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通过运用"以小见大"的写法,在作者的自如的开阖中完成了对文化作用的探讨:"文化艺术使孤立的个人,打开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读后,既令人感动不已,也令人惊讶不已、赞叹不已。

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专心育儿。1988年迁居德国,开始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开台湾文学课程,并每年导演学生戏剧。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颇受注目。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现定居德国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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