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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雅典十将军之一)

修昔底德(希腊文Θουκυδδη 、英文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雅典人,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前期至公元前411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因其严格、标准的证据收集工作,客观的分析因果关系,被称为“历史科学”之父。因在其著作中阐明了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与产生的后果建立在恐惧情感与利益基础之上,他也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学派”之父。

因提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23),而被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 [1]

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偶尔提及的有关他自己的文字内容判断:他约出生于公元前460年,其父奥罗路斯雅典的贵族,其家族在色雷斯沿海地区拥有金矿开采权。他在雅典长大,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生活的时代正值雅典的极盛时期,也是古希腊文化的全盛时期。伯里克利等人的政治演说,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利斯等人的戏剧,诡辩派(又称“智者派”)的哲学,希罗多德等人的历史著作,以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代表的“实验的”“科学”精神,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年以后,他也像大多数贵族子弟一样,凭借家族的门第和个人的才干而步入仕途。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已经30岁左右,并可能已投身军旅。军旅生涯使他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因而于公元前424年被推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率领一支由7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驻扎在色雷斯附近的塔索斯岛。当斯巴达的军队围攻安菲波里斯的时候,他接到该城守将攸克利的求援后立刻率军增援,但在他到达之前城池已被攻破。当局认为他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就将他革职并放逐到色雷斯。

此后的20年间,他虽然居住在色雷斯,但始终关注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展情况,随时记下具体过程。据说他经常到各地战场去进行实地考察,甚至还去过伯罗奔尼撒同盟军队的阵地和西西里岛。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以后,他才获得特赦,得以重返故乡雅典。

修昔底德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目的,是想通过叙述这场战争给希腊世界造成的影响、以及雅典等城邦在战争前后的成败兴衰的变化过程,来垂训后世。“范例历史学”这个概念,是伊索克拉底在读了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之后提出来的,是他对这部著作的概括性评价。

修昔底德不仅力求真实地记载历史,而且力图站在哲学的高度上去理解和概括历史、并把这种概括之后的历史事实传达给后人。他自幼生活在雅典,因此对雅典的民主政制和法治精神有深切的体会。他在书中通过伯里克利那篇千古传颂的《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精神和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赞扬:“……我们的政体之所以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政府是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对国家有所贡献,决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可见,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理解比希罗多德更加深刻。

另外,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在描述雅典民主政治时的情绪和角度也是不同的。希罗多德把雅典的民主政治视为雅典之所以能在希波战争中取胜的基本原因;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颂扬,是与他对专制统治和独裁政治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描述雅典的民主政治时,充满了一种自豪、昂扬的情绪。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的颂扬,恰恰反衬出那几个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使整个希腊民族卷入战火灾难的政客们的可恶,反衬出使这种制度遭受破坏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可悲,反衬出人们对这种美好制度遭受破坏之后的痛惜。

修昔底德的这种情绪,使得他在写作手法上也独具特色。他用简练的文笔、精确的词句,通过冷峻、朴实的具体叙述,抒发了自己那种悲天悯人的真切情感,使得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充满着浓厚的悲剧气氛,加强了作品的内在感染力量。这是他吸取了希腊悲剧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他是想通过这种悲剧效果来强化著作内容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从而加强对后世的垂训作用。

在写作的过程中,修昔底德还大量借鉴了诡辩派哲学家的演说和修辞手法,以致于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约有4分之1的篇幅是演说辞。这些演说辞优美感人、与内容情节交相辉映,不仅体现了当时古希腊人高超的演说技巧和修辞水平、强化了著作的感染力,而且还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因为这些演说辞都是经过修昔底德的加工而成的。他坦诚地向读者说明了自己在加工演说辞时所奉行的原则:尽量争取忠实于原演讲的基本意思、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时间、场合)推想演讲者最可能说出的话语。修昔底德在“推想”当时情况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包含着他所理解的历史过程。因此,书中的演说辞不仅是他强化著作效果的手段,而且也是他记录历史内容的方法。

为了使自己的著作更有效地发挥“垂训”作用,修昔底德在整个叙述过程中十分注意克制个人的情感,尽量做到“客观”和“公正”。书中处处充满了冷静、理智的精神,处处以平实、白描的笔法描述人事的过程及其前因后果,尽量避免做过多的个人评价和文辞性渲染。在叙述敌我双方对同一件事情的解释时,他往往能够做到以相同的篇幅分配给双方,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无论是敌方对雅典的种种指责,还是雅典对敌方的指控,他都照录不误。

修昔底德不仅在叙述史事时比较成功地克服了个人的情感,做到了“冷漠无情”,而且在评价史事时也能够遵守“客观”原则,按照一般的社会道德标准来判断人事的是非善恶。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雅典的朋友还是雅典的敌人,无论是对雅典有利还是对雅典不利,修昔底德评判过的人物和事件基本上都是比较公平的。

正是因为修昔底德公平地、充分地叙述了史实,又以一般原则为标准进行了评判,因而使得他的著作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记载表示过疑义。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修昔底德在自己亲身感受的基础上、依靠敏锐的观察力、发挥了卓越的写作才能之后才完成的。这部著作体大思精、前后一贯,是预先订好写作计划之后一气呵成的。因此各个部分上下衔接、首尾相连,其间有严密的逻辑性。它原先也没有分卷,后来的校注家们把它分成8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但是各家在分章分段时却有很大的不同。修昔底德的写作冲动,来自他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深刻认识。正如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这部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有记载的价值。我的这种信念是依据下列事实得来的:双方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这是希腊人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动乱,同时也波及到大部分非希腊人的地区,可以说,几乎全人类都将蒙受其影响……。”

正因为修昔底德从战争之初就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十分用心地关注着战局的变化,注意收集和整理资料,并拟订了写作计划。等到战争结束、回到雅典、重新过上安定的生活之后,他就开始实施自己的写作计划。从这部著作的结构安排来看,修昔底德是想把那场延续了27年之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作一个完整的过程、严格地按照年代顺序加以叙述的。

第1卷:导论;其中第1章是自序,阐明了写作的目的和方法,追溯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

第2卷:叙述战争头3年的战况;其中第4章就是那篇著名的“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

第3卷:叙述第4~第6年的战况。

第4卷:叙述第7~第9年的战况;其中有雅典人在派勒斯的胜利、以及斯巴达人求和被雅典人拒绝的经过。

第5卷:叙述第11~第16年的战况;其中有克莱昂阵亡和《尼西斯和约》的签订经过。

第6~7卷:叙述第17年的战况;包括雅典海军远征西西里岛上的叙拉古以及全军覆没的经过,是全书中描写得最精彩的篇章。第8卷:叙述第18~第19年的战况;其中包括开俄斯等地的暴动和雅典内部的党争状况。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修昔底德并没有最终完成自己的全部写作计划。他的叙述止于公元前411年,而且他叙述的最后一个句子是不完整的。人们由此判断:修昔底德可能是在著述的过程中猝然而逝的。有关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7年(B.C.411~404年)的史事,修昔底德虽然没有来得及叙述,但他完成叙述的部分已经占了战争全过程的5分之4。

关于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非议

⑴主题过于狭隘。许多西方史学家在评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都为它的主题狭隘而感到遗憾,并认为这是它最主要的缺陷。因为修昔底德在书中只叙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经过、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和事,基本上没有涉及战争以外的事情,对雅典的文化发展状况也只字未提。在这一方面,修昔底德明显地比希罗多德倒退了一大步。然而近年来也有人指出:修昔底德的这种做法恰恰反映了古希腊史学的成熟。

⑵用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来解释和理解历史发展。修昔底德认为:“古往今来,人就是人,有不变的人性。因此,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在未来会以十分相似的方式重复出现。”这样一来,就容易陷入历史循环论。

⑶纪年方法不精确。修昔底德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只使用“冬季”和“夏季”来纪时,不写具体日期。这样就不能给人以明确的时间概念,容易混淆史实。

当然,修昔底德仍不失为古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仍然是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有人曾评论道:“尽管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只晚生了25年,但他们两人对历史的理解却大不相同;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史学几乎要进步一个世纪。”这是对修昔底德史学成就的高度评价。

修昔底德在叙述战争过程和分析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时,很注意把经济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他考察了当时希腊的一些经济情况,记述了雅典与埃及等外邦之间的贸易情况,并特别指出了粮食贸易对雅典的重要性。在论述雅典的战时财政状况对战局的影响时,他曾强调指出:“如果没有充裕的财库,要想支撑一个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这些都说明修昔底德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在历史发展以及社会兴衰治乱中的作用。

修昔底德把当时希腊哲学(主要是“诡辩派”哲学)中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了历史研究之中,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坚持求实的原则、研究者必须坚持理智的和批判的态度,为后世的历史学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修昔底德用怀疑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他的前辈们,对纪事家们的作品和希罗多德的著作都进行过批评。他主张历史学不应该取悦流俗,而应该以叙述历史的真实为最高目标。他认为:要使自己的叙述与历史事实相符,要使一部历史著作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完全抛弃历史著作之中的神话和传说的因素,这是关键所在;其次,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地去亲身经历自己所记述的历史事件。正如他在第5卷中所说:“我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整个过程,幸而我已成年,能充分了解这次战争的意义。为了明确地弄清这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我乃细心观察。事有凑巧,自从在安菲波里斯城下兵败之后,我便度过了20年流放的生活,得以密切地观察到交战双方的情况。而且因为自己闲着,便可以专心致志地对这些事进行深入的研究。”

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出来的这些关于“史料怀疑”和“史料批判”的原则,几乎已经达到了现代专业化的水平;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几乎完美地实践了这个原则。

修昔底德认为:叙述历史,就是要寻找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一切历史事件之间都有内在的联系;它们之所以会在某时某地发生,都有远因和近因,也有表面原因和根本原因;历史学家应当对它们进行区别分析,从而对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修昔底德试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从人事活动的角度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用以垂训后世。他借伯里克利之口,说出了他的基本观点:“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他虽然也提到命运和神意,但是对宗教迷信式的解释是持否定态度的。在他的著作中,没有给超自然的力量留下任何位置;凡是涉及到“神”的地方,都是在批评人对神的迷信行为;他始终坚持从社会本身寻找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另外,他笔下的“命运”或“神意”等概念的内涵,与其他古代史学家笔下的类似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他那里,命运或神意只是偶然现象的代名词,并没有神灵事先和事后对人事的任何干预。他还曾经借伯里克利之口阐述过自己的“命运”观:“事件的进程可能与人们的计划相反是正常的,而这正是我们通常把某种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事归咎于命运的原因。”他还坚决拒绝把各种灾变当作神灵对各种即将到来的人间祸福的预示,他指出:日食、月蚀、地震、风暴等都是自然现象,不能把它们看作是吉凶祸福的征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修昔底德身上表现出来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这一概念来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 [3] 即在现实中,两个大国的战略判断与感情好恶的致命结合,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导致健康的竞争变成你死我活的敌对,甚至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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