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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融

马宗融(1890年-1949年)教授、文学翻译家。回族,四川成都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于1919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广西大学任教。抗战时任四川大学、北碚复旦大学教授,并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以及重庆回教救国协会副会长。抗日胜利后,1947年到台北,受聘于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教。因对现实愤懑,饮酒过量病重,于1949年拖着病体返回上海,于4月10日逝世。

马宗融(1890年-1949年)教授、文学翻译家。回族,成都市人。早年留学日本,于1919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广西大学任教。抗战时任四川大学、北碚复旦大学教授,并投身于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以及重庆回教救国协会副会长。抗日胜利后,于1947年受聘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任教,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投身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进步活动,参加罢教和油性请愿,帮助进步学生脱险等。在台湾大学期间,因对现实愤懑,马宗融饮酒过量病重,在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安排下,于1949年拖着病体返回上海,于4月10日逝世。与其妻罗淑同为著名翻译家。译有俄国屠格涅夫的《春潮》等。 [1]

马宗融亦是著名文学家巴金的好友,巴金先生著有《怀念马宗融大哥》一文。

游子海外归

国心的马宗融夫妇不顾罗世安的激烈反对,毅然于1933年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世弥则在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教高中,并兼任小学部主任。回国后的两、三年是他们最愉快的时光,也是创作、翻译最丰收的时期。他们与许多作家成了挚友,巴金、靳以、李健吾、黎烈文、黄源等都是家中的常客。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罗世弥不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还根据青少年时期在简阳的生活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生人妻》。这部作品使她一鸣惊人,一举步入了杰出女作家的行列。小说发表时,巴金为罗世弥取笔名“罗淑”,从此罗世弥便“以这个笔名不朽了”。(李健吾《记罗淑》)。

马宗融这一时期相继在《文学》、《世界文学》、《文学丛报》等杂志发表译作。他还用了不少精力译介外国文坛的状况,写了《法国的文艺杂志》、《法国小说家雨果》、《现代法国人心中的雨果》、《巴比塞对雨果的评语》;翻译了雨果的《巴尔扎克之死》,布拉伊的《乔治桑、巴尔扎克与左拉》,波母的《左拉的的新评》等。他的译介不局限于法国文学,还转译过托尔斯泰以及比利时诗人梅特林克等的作品。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以后,马宗融翻译了法国作家勃洛克的《一个民族的小说家》来纪念这位无产阶级文学大师。作为回族人,马宗融十分重视阿拉伯文学,他1934年在《文学》月刊上翻译了阿拉伯作品《鸟语》,并作序介绍阿拉伯文学的状况。

战乱留下孤雁

1936年秋,马宗融迫于生活压力,携妻女去广西大学文学院任教,受到广西当政者黄旭、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敬重。但罗淑很反感应酬,加上此时正是她创作高峰期,因此十分留恋上海。她坚持要到上海或杭州去写作,然而,此时她已身怀有孕。捱到1937年夏天,马宗融刚将妻女送到上海,“813”爆发了。他们只得分别辗转回到故乡成都。

回到家乡以后,马宗融在四川大学教书,先与周文一起筹建文艺界抗敌工作团,未果,随后便与李人、朱光潜、周太玄、罗念生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罗淑则在报上连续发表宣传抗战的文章。一时间,马宗融夫妇在泡桐树街的寓所,成了成都文化人聚首的地方。然而老天不长眼,就在马宗融夫妇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抗战文艺工作中时,巨大的灾难降临了:罗淑在生下儿子后,因患产褥热,竟突然撒手而去。这一天是1938年2月27日。

罗淑走了,丢下孤独的马宗融和一对嗷嗷待哺的儿女。爱妻的去世,使马宗融顿时像只失偶的孤雁,痛不欲生。垮了精神支柱的马宗融,再也不愿留在伤心的故土。1939年夏,他应复旦大学的聘请去了重庆,当时复旦大学迁至重庆。

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岁月里,马宗融一面教书,一面为抗战奔忙。因为他是回族人,所以特别重视唤醒回民同胞参加抗战。他倡议成立了回教文化研究会,在发展回族文化,加强回汉团结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这期间,他继续完成了左拉的长篇小说《萌芽》的翻译,却不料送去出版时将书稿丢失了。这对马宗融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过了很久,他才重新拿起笔,与李人共同翻译了左拉的另一部作品《梦》。此后他才重又接着做他的译介工作。1944年,马宗融在朋友的帮助下,还自编了一本杂文集《拾荒》。这是他留下来的惟一的创作集。

马宗融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战士。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渴望中国能成为和平、民主、强盛的新国家。可是内战很快就粉碎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生活却没有改变。学校成立了以教授为主体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马宗融积极投身到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洪流之中。他发宣言、罢教、请愿,常常提着粗手杖亲自送学生回家,还把上了黑名单的学生藏在家里。这一系列行动引起了当局的强烈不满。1947年暑假,校方以解聘相挟,要求马宗融立即停止民主活动,遭到了马宗融的严辞拒绝。于是校方解聘了马宗融。一位知名教授就这样被独裁当局赶出了复旦。

愿意死在上海

离开复旦后,当年秋天,台湾大学聘用了马宗融。离开上海时,老朋友巴金扛着箱子一直把马宗融送到船上。在台湾,马宗融的生活得到了暂时的改善,且有台静农、许寿裳、黎烈文、乔大壮等一班好友的往来,使他的心情有短暂的舒畅。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内战的加剧,台湾的气氛也日趋紧张,许寿裳遭特务暗杀,乔大壮被解聘回苏州后自沉水底。这些都给马宗融以沉重的精神打击。更糟的是,他又患了严重的肾炎,浑身水肿,连站立都很困难。巴金去信劝他先在台湾把病治好,马宗融却回信说“愿意死在上海”。于是1949年初,马宗融让人抬着毅然上了返回大陆的轮船。到达上海他见到巴金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看到你啦!……”

由于兵荒马乱,回到上海的马宗融仍没有得到治疗。病情一天天加重,拖到1949年4月10日,肾脏衰竭的马宗融,终于在贫困与战乱中告别了人世。马宗融死前是很凄惨的,据马宗融的女儿马小弥回忆:“弥留之际,因为夜里戒严,连送医院急救都做不到。昏暗的灯光下,我和弟弟束手无策地看着父亲咽气。”

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就这样在战乱与贫困中悲凉地结束了一生。

马宗融夫妇与巴金的友谊

马宗融一家与巴金有着深厚的友谊。马宗融和罗淑都是巴金最好的朋友。

马宗融与巴金可谓一见如故。1929年的一天,在朋友索非家里,二人初次见面,马宗融就毫不掩饰地向巴金吐露了自己心中的秘密。从此,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密友。33年之后,巴金在《怀念马宗融大哥》一文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们一生的友谊。巴金说:“他是对我最好的一位朋友,他相信我,要是听见人讲我的坏话,他会跟人打架。”

罗淑认识巴金则是1935年回国后不久。罗淑视巴金为良师益友,而巴金也认为罗淑像“长姊似地把朋友们拉到她身边”,“我们都相信她,敬爱她”。罗淑的家成了巴金和一批文化人相聚的场所。巴金在《纪念一个友人》中,还记述了他与马宗融、罗淑生死之交的一段文字:巴金受朋友之托,冒着生命危险从日军警戒线下带出了一口箱子,里面有一支手枪,一百发子弹和一包义勇军的文件。巴金将它们存放在罗淑家达一年之久。在那个恐怖的年代这该需要何等的勇气!

罗淑能成为1930年代杰出的女作家,巴金功不可没。罗淑小说大多是在巴金等朋友的鼓励下创作的。《生人妻》写成后,也是巴金首先在他和靳以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的,巴金亲笔写下了“罗淑”的笔名。1938年罗淑逝世后三个月,巴金就为罗淑编辑出版了第一个小说集《生人妻》,第二年6月又编辑出版了小说集《地上的一角》,1941年,巴金再次为罗淑编辑出版了小说散文集《鱼儿坳》。巴金不仅为友人倾了全力,也为中国文学保留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马宗融去世后,巴金收留照顾了马宗融与罗淑的一双儿女。几十年过去了,巴金还怀着“欠债”的心情写下了纪念马宗融的散文《怀念马宗融大哥》。巴金说:“我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正气在他身上闪闪发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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