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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盐都

四川自贡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产盐基地

中国四川自贡盐之都、龙之乡、灯之城 自贡具有两千年的盐业史和71年建市史,1939年国民政府批准建立自贡市,为四川省最早的省辖市和工业重镇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23个建制市之一,还是川南地区第一座100万城市人口大城市,川南区域中心城市恐龙井盐灯会被称为自贡的“大三绝”,“小三绝”是龚扇、扎染和剪纸,素以“千年盐都”、“恐龙之乡”、“南国灯城”、“江姐故里”等美誉而蜚声中外。

清朝中叶以来,自贡一直是中国井盐生产的中心,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和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及科研院所,并以机械、化工、盐业、纺织、轻工、食品、灯饰、新型建材等为支柱产业的工业城市。同时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对外开放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四川省级风景名胜区、四川省级园林城市、中国“文学之城”100强市。

自贡是井盐催生的城市

长江上游的釜溪河畔,矗立着一座拥有13000多口盐井的千年盐都自贡。自贡之所以享有“千年盐都”的美誉,是因为它的井盐开采历史已有近两千年,自东汉章帝时期这个地区开凿出第一口盐井,到这里因盐设镇,因盐设县,因盐设市,几乎所有的建设历程都跟盐有关。集井盐开采、加工和市场拓展于一体的自贡商人,却用他们他们创造的工业文明,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诞生。

纲盐体制下的自贡

旧时盐是朝廷严格控制的,那时施行纲盐体制,所谓纲盐体制,旧时盐商经营的权利世代相传,朝廷可以通过它实现对盐流通过程和对盐政商人的改造,使盐商完全处于王朝管理体系,成为政府的盐政工具。与江淮扬州靠海盐富甲天下的盐商相比,靠自己开采井盐并进行加工和市场销售的自贡盐商却像一个自产自销的个体户,在朝廷圈定的范围内艰难地开拓市场,这种明显的差异,显示出扬州和自贡两个城市在资源和政策方面截然不同的待遇。因政策向两淮盐业的倾斜,扬州盐商富甲天下而自贡虽具有两千年的盐业历史,并且从清代中叶以来一直是中国井盐的生产中心,但是在当时的科技条件和政策限定下,井盐经营者从凿井取卤制盐到盐的外销,可能获取丰厚利润也潜伏着血本无归的危机,投资风险远高于扬州盐商。

当时的扬州,是凭借官方颁发的“引岸”,也就是专营执照把海盐源源不断地销往垄断的区域,赚取着丰厚的利润,自贡盐商却从一开始就受到资源和盐业专营体制的双重约束。客观的讲,自贡盐商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气都远逊于扬州盐商,但是对自贡和扬州这两个城市而言,他们的分量是相当的,因为盐运发达,扬州盐商在扬州创造了以消费带动的空前的商业文明,而自贡盐商创造出了独特的工场手工业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推动了一个城市的诞生。“正是因为盐业的兴盛,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众多城市遭遇沦陷噩运的危难时刻,自贡却于1939年9月在分属富顺县荣县的两个盐场基础上直接建市,当时这个面积仅有16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22万的小城市,业盐人却占其中70-,这可以说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特例”。

盐商辛酸

当时的政府规定,湘鄂地区除了湖北“施鹤八属”地区是允许销售川盐外,其他地方全部只允许淮盐销售,而明末清初的自贡盐业已具有相当规模“井灶林立,百工麋集”,当时自贡从事盐业生产的劳工数以万计,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手工业发达城市,这里拥有非常密集的盐场工业群。《百年来引岸制度束缚自贡盐业的史实纪略》中写道:“如果照商品流通的自然规律,不加人为的限制,这个井盐在两湖广大地区是有其广阔的销售市场的,之前有人人为川盐在两湖地区不能与淮盐竞争,主要是川盐‘本重价高’,这是不符合历史的。”

无论水路还是陆路,自贡井盐进入周边市场的优势都比扬州大,比如淮盐要进入楚地,需要先从海滩通过运盐小河,集中扬州,然后改装大帆船出长江,逆水上驶,遇到大风,经常停滞,而自贡井盐可以顺长江漂流而下,运输非常便利。

在经营的灵活性上,扬州盐业销售业比不上自贡。“淮盐以五百引起票,非七八千金不办,川盐则计斤不计引”,“引”是盐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400斤,淮盐以纲统票,以票统引,运盐单位最少一票,每票500引,相当于20万斤,帆船一载达五千六百多担,川盐纲下即是引,水运每载仅二十引,只有一千两百余担。

尽管两者相比,自贡井盐具备明显优势,但是让自贡盐商郁闷的是,从清朝到民国,自贡盐场所产之盐,只能限定在附近票岸,边计岸、腹计岸、黔边岸等几个区域销售。

一旦政策稍变,情形就不同了。比如著名的“川盐济楚”中,得到政策倾斜的自贡,就曾获得短暂而空前的兴旺。济楚岸本是扬州盐商销售淮盐的地区,但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的1853年,南京被太平军攻克,淮盐一时无法运到湘西、鄂西的大部分地区,两湖地区无盐可食,清政府这才下决定借拨川盐运济楚岸,此后不久,济楚岸即成为自贡盐历史上最大的销区之一,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沿海盐区相继沦陷,为保证食盐的军需民用,国民政府决定再次“川盐济楚”,这两次川盐济楚的历史机遇,让自贡盐业自此步入鼎盛,成就了自贡盐商的“富甲全川”。

但是,自贡盐商的发轫与衰败,毕竟和扬州盐商一样,都受到国家盐业政策的根本影响,自贡地处中国西南,远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最初盐业生产的规模并不大,税收也不算丰厚,因此一开始国家的盐业政策便不曾对自贡地区倾斜,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这种政策更是成了制约自贡盐业发展的瓶颈,抗战胜利后的1948年,由于市场被大量压缩,自贡盐业生产受到极大压抑,造成了产浮于销,场盐积压的局面,几个大的盐业世家,无不负债累累,有的盐场凋敝,资本受到极大削弱。

自贡盐商中少有附庸风雅之人,他们追求及时行乐和穷奢极欲的消费方式,2014年自贡尚存的会馆建筑还有几十座,其中的西秦会馆在乾隆元年(1736年)修建的,初建时耗资万余两白银,历时16年,扩建时又耗资4万多两白银,这座崇楼丽阁金碧辉煌的宏伟建筑,已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会馆建筑的精品。然而自贡盐商并没有完全沉迷于商业性的消费之中,由于不可能像扬州盐商那样得到国家垄断性政策的支持,他们只能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向生产领域,维持着井盐产业,并由此开创了中国契约股份制的先河,由于投资的保障,自贡盐场的冲击式顿钻凿井技术在18、19世纪就达到顶峰,进而以盐化工业的兴起,使自贡由一个手工工场发展为一个工业化城市。

如今,因政策偏斜给海盐和井盐商人带来的不同机遇都已经远去,自贡和扬州两座城市也都有了不同的改变,以政策制约生产者曾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以政策优厚经营者却并没有给一个地区带来长久的繁荣……

历史上著名的“川盐济楚

中国行盐制度,某产区之盐限定行销某区域,不许越雷池一步。楚岸是湖北湖南及其相邻的一些州县,地广人多,素不产盐,历来是国内最大的食盐销售市场之一,在清代前中期,楚岸一直由实力雄厚的淮盐独占。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席卷大江南北,阻碍了淮盐通道,使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军饷困难。为解决困难,户部议准:“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销。”于是川盐源源不断地运销湖广市场,这就是“川盐济楚”。“川盐济楚”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具体探究。

缓解了清政府财政困难

古代盐赋一直是国库收入大宗,直到清代,仍居天下财赋四分之一,其中两淮(淮南淮北)最多,淮盐引岸中又以两湖市场最大。作为国库收入重要来源的淮盐,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在两湖“片引不行”,这严重影响了清政府财政收入。此时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期,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白银外流、银贵钱贱问题更加严重。而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对国库本已虚弱的清王朝更是雪上加霜。

为解决财政困难,户部提出,“此后湖南、湖北需盐接济,应饬令仿明王守仁立厂抽税之法,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堵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点抽税,或将本色抽收,或全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①。于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湖北省首先在长江进入湖北的入口,即巴东县的万户沱设立了川盐分局卡,实行对四川盐的调查和征税。咸丰五年(1855年)在宜昌设立了湖北川盐总局,同治六年(1867年)在沙市设立了稽查分局,咸丰七年(1857年)还在巴东县的平善坝设立了调查食盐量和盐税缴纳与否的掣验厂。除设卡收税外,清政府为解决军饷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还规定军需供给由地方督抚或统兵将领自行筹集。从此,设卡抽收厘金成为军饷的主要来源,而厘金中,盐厘为主要收入来源。

在“川盐济楚”中,通过设卡征收税厘,四川税额大量增加。据王守基在《四川盐法议略》中所记,“川盐济楚”前,四川盐课额有限,正课只有14余万两,正杂课加在一起也不过30余万两。“川盐济楚”后,川盐盐课急剧增长,咸丰年间在征收“关厘”、“厂厘”、“局厘”以后,每年课入达200余万两,最高时可达到四五百万两。由此四川财政由外省协济一跃而为协济外省。同时,在楚岸也对川盐征收税厘,仅厘金一项,据同治七年(1868年)李鸿章称:“鄂省财赋以盐厘为大宗,每年川盐济楚湖广所收盐厘不下100万两。”

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虑

“川盐济楚”也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虑。由于川盐自长江顺流而下,运输便捷,同时川盐色白质干,两湖人民喜食,加之川商经营灵活,所以川盐在两湖市场销售情况极好。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奏称:“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按道光三十年(1850年)核定章程,水引一张计捆巴盐8千斤,花盐1万斤,每月入楚川盐九百引,按巴盐、花盐各半计算,即为800万斤左右,年销量在1亿斤左右。到同治二年(1863年),湖北全境皆食川盐,湖南省之岳州、常德、沣州等府州属地,直至省城都是川盐销地。同治八年、九年(1869年、1870年),川盐在湖北省年销量已经超过1.2亿斤。川盐大量销售,基本解决了湖广人民淡食之忧。

促进了四川盐业发展

随着川盐在湖广市场的畅销,极大地刺激了四川盐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井灶增多,技术提高,产量增大。一是私井大量出现。“川盐济楚”后,私井广泛开凿。据光绪《四川盐法志》记载:“射蓬各地,私井日开,近年则几无处不有。”二是一些原已淤塞的盐井在川盐济楚中,修旧凿新,井灶又发展起来。三是原有的大盐场进一步发展。如犍为盐场,在乾嘉年间有井1206眼,煎锅1654口,“川盐济楚”后,其井达到两千余眼,锅也达到近两千口。再如自流井盐场,据统计,咸同年间盐井数达到728眼,灶锅达到7919口,而咸丰前井灶不过400百余眼,锅不过1000余口,井眼增加了1倍,锅口增加近8倍。

同时,富商大贾在利益驱动下蜂拥入井,以累万盈千之银投入盐业生产,为凿井采卤采气和制盐技术提高奠定了基础。如在自流井地区,盐工们根据凿井过程中不同的工序和遇到的不同情况研制了100多种工具,井深达千米以上者屡见不鲜。为了在同一口井能水气共采,还发明了“裸井采气法”。丰富的卤源和天然气,使盐产量、质量大大提高。咸丰(1851~1861年)以后,自流井年产盐大体保持在三至四亿斤左右,最高年产量曾高达六亿斤,与“川盐济楚”前相比,常年增长4.6倍,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井盐产地。

出现了以富荣为中心的近代手工工场。一是富荣盐场内部有了明确分工。就每一井灶而言,有司井、司牛、司车、司蔑、司梆、司漕、司涧、司火、司草,还有医工、井工、铁匠、木匠等。而整个盐场内各种职业的分工更是类别繁多,有山匠、盐匠、灶头、担水夫、担盐夫、盐船夫等。二是盐场规模很大,各工种按劳取酬。正如李榕在《自流井记》中记载:“担水之夫约有万,其力最强,担可三百斤,往复运送,日值可得千钱。盐船之夫其数倍于担水夫,担盐夫又倍之,其价稍差。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有万,其价益昂。”三是盐场管理体系逐渐完备。“盐厂之管事有四:规画形式,督工匠以凿井者,为井之管事。综核水火,计成数以烧盐者,为灶之管事。安置竹笕,由近及远以达咸水者,为笕之管事。储盐运盐,行水陆以权交易者,为号之管事”,“凡计议官私厂务者,谓之档首。商酌买卖盐斤与时为低昂者,谓之经纪。驱使杂佣接待宾客者,谓之外场”②。这里的井、灶、笕、号诸“管事”以及“档首”、“经纪”、“外场”等,都是盐场的管理人员,这些都表明在富荣地区已经出现了近代手工工场

出现了集井、灶、枧、号于一身的盐商资本集团。在“川盐济楚”中发展最快的富荣盐场,出现了盐商资本集团,其代表为“自流井四大家族”,即李四友堂、王三畏堂、胡慎怡堂、颜桂馨堂。他们集资凿井,经营枧运,联合运销食盐。如李四友堂,在“川盐济楚”中联合晋商新开凿了100余口盐井,其盐场用工1300多名。还与王三畏堂的王朗云、王相荣,以及陈辉延等合资往湖广运销食盐,在三四年间就获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他们为凿井、枧运等,还通过租借、入股、借贷客资等方式,取得大量地产。如李四友堂拥有能收5000石田租的土地,王三畏堂拥有能收17000石田租的土地,“富甲全川”。在利益驱使下,四大家族通过合资、借贷、入股等各种方式,已迅速形成盐商资本集团,推动了四川盐业发展。

沉重打击了封建盐业专商引岸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盐业经济是由国家垄断并严格控制的。清王朝对盐业的控制主要偏重于流通环节,采取的方式是专商引岸制。其特点是:盐商认销岸,以销岸确定盐产地,根据所领盐额运输食盐;政府掌握盐引以确定产销额数,据此征榷盐税。引岸制度将食盐的生产与流通规模定向地限制于法定的区域内,形成一块块相互割据的封建世袭领地。专商引岸制不考虑生产技术水平高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等内在经济因素的变化,是封建政府的强制性经济,目的是把盐业经济固定在小农经济基础上。

但专商引岸制在“川盐济楚”中却受到沉重打击。在“川盐济楚”中规定,不管是川盐还是潞盐,也不管是商人还是平民,都可以自由贩卖。这就打破了清政府规定的楚岸是淮盐计岸,是淮盐销区的定制,使楚地盐市场成为了自由市场。在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曾国藩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虽然历经曾国藩、李翰章、刘坤一等不断上奏力争要求“禁川复淮”,恢复楚岸作为淮盐引地,也实施了对川盐的“重抽厘金”、“以征为禁”的政策,但最终也未能实行“禁川复淮”,而是实行了“淮川分界”政策,即半禁川半复淮。直到清末,尽管各方都承认湖广是淮盐引地,但淮盐计岸一直无法收回,楚地的专商引岸制受到沉重打击。

四川的专商引岸制也受到沉重打击。如奉节在盐法上非报部盐区,规定配食云(阳)厂盐引,但咸丰初年,乡民开始淘井试煎,产盐极旺,奉节地区食盐自给,云阳盐厂在奉节的盐引无法销售。有的盐场也因“川盐济楚”后运往楚地销售更便捷、得利而放弃了原配岸。此类状况使得四川原有引岸被打破,盐引税额难以征收,因而四川实行了“盐课归丁”,即将盐引课摊入地丁银内征收抵补,食盐任听民间贩销。“盐课归丁”实际是对自由贩销的承认,可见四川的专商引岸制所受的打击程度。

总之,“川盐济楚”严重打击了封建专商引岸制,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盐业走向市场化,同时它促进了四川盐业发展,为四川盐业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盐都自贡捐款全国第一,冯玉祥题字“还我河山”。

抗战盐都捐款全国第一

日前,自贡市档案馆发现爱国将领冯玉祥的一件手迹,这件珍贵的档案资料披露了盐都人民在抗战中的壮举: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1944年(民国33年),自贡市民捐款高达1.2亿元法币,创下全国城市捐款金额和个人捐款金额最高纪录,展现了自贡市民的爱国热情和当年盐都雄厚的经济实力。

1.2亿元法币创下全国之最

自贡市档案局副局长徐宏介绍,2011年,为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自贡市档案馆对馆藏资料进行清理,一封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历史:1944年,抗战进入艰苦的反攻阶段,多年战争使“国民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当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及“全国节约献金爱国运动总会长”冯玉祥携妻子来到自贡,为抗战募捐鼓劲。自贡市各阶层抗战热情空前高涨,不管是富商大贾,还是平民百姓,纷纷为抗战出力。短短一个月,仅有10个乡镇、22万人口的自贡市捐款达1.2亿元法币,800多枚金戒指。平均每个市民捐款500元法币,不仅创下全国城市捐款数额之最,还创下包括个人捐款数额、人均捐款数额等其他21项全国之最。当时陪都重庆人口达百万,捐款金额仅有自贡的2/3。

自贡盐工捐款购买两架战机

自贡著名盐商余述怀捐款1000万法币,在当时创下全国个人捐款最多纪录。收入微薄的盐工也不甘落后。据资料显示,国民政府用自贡盐工的捐款购买了两架战斗机,其中一架被命名为“盐工号”。自贡市公职人员还主动提出:再为抗战捐出三个月薪金。民国33年7月5日,冯玉祥将军向国民党自贡市党部委员王问潮写信,留下这份珍贵手迹。在信中,冯玉祥对自贡市公职人员的精神深为感动,但“惟念诸同志生活清苦,自给不足,献薪一举,可以作罢”,希望党部劝说大家不要因资助抗战而影响自身清苦生活。但最终数万自贡公职人员还是捐献了三个月薪俸。

民众慷慨捐金鼓舞抗日将士

自贡捐款情况让蒋介石连连称赞:“自贡是个小城,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位置上”,并对自贡市民的爱国壮举通电嘉奖,同时召见大盐商余述怀。重庆各大报对自贡市民慷慨捐金的事迹广为报道,极大鼓舞了前线抗日将士士气。为宣传自贡市民事迹,自贡市政府还专门编辑出版《自贡献金专刊》,登载社会各界捐金的感人故事。在特刊首页,专门记载了“自贡的抗战捐款居全国之首,蒋介石特令嘉奖”等字样。冯玉祥将军挥毫写下气吞山河的“还我河山”,并铭刻在釜溪河边石壁上。

徐宏认为,冯玉祥手迹和相关档案资料的发现,对研究抗战时期自贡盐业生产、财政收入及社会各阶层生活都具有很高历史档案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冯玉祥手迹展现了自贡市人民令人敬重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说明自贡在盐业生产发达时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四川很多年来四川3大城市经济排名:成都(车牌川A),重庆(川B),自贡(川C)]

关于“盐”的历史建筑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位于四川省自贡市中心,建于1959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历史上最早建立的专业博物馆之一,到2014年仍是中国唯一的盐业史博物馆。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是以收藏、研究和陈列中国井盐历史文物为基本功能,是中国较早设立的专业博物馆之一。该博物馆以清代建筑“西秦会馆”为馆址,博物馆内陈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模型、照片和标本,从钻井、采卤、输卤、制盐等方面再现了井盐生产技术的演革和发展,生动表现了以深井钻凿技术为中心的古代井盐生产工艺,体现了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

自贡海井

它最令千年盐都人引以自豪的,是这口被称作世界上第一口最早由人工钻凿的超千米深井。它在钻井技术之上,堪称世界之最

海井凿成于1835年,深1001.42米,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深井。至今仍保留着19世纪初的布局和风貌,是一处典型的清代井盐生产现场。其主要生产天然气和黑卤物质,原日产天然气8500立方米和黑卤14立方米,现日产天然气只有1000多立方米。海井是中国古代钻井工艺成熟的标志,是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1988年1月,国务院还将其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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