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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1日至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有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 [1]

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夜,在江青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抢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会议,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强调“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批判谭震林等,周恩来也被迫检讨。此后,这场正义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1]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党政机构都被打乱,不能行使正当职权。所以,从1967年初,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它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起,作为处理问题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碰头会一般都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于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特别是上海一月夺权后全国形式和老干部被纷纷打倒的情况强烈不满。他们同“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也就越来越尖锐,终于发生了称为“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4]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桌子两旁一边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一边有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员,对阵分明。在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的两次会议本来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4]

但在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拍着桌子,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指责他们的错误。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议,斗争更加激烈。会上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继续对“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提出批评。谭震林慷慨激昂,越说越气,大声指责张春桥等打倒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他站起来,夹起皮包要退出会场。周恩来连忙劝阻。陈毅说:不要走,要留在这里斗争!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拼凑了一份歪曲事实真相的所谓《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捏造罪名,诬陷老同志。江青定调说:“这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亲自安排,由张春桥、姚文元等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满意。 [7]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责令他们检讨。周恩来也作了检讨。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进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把“三老”、“四帅”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批评诬陷为“二月逆流”,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由中央文革小组取代其职能,批判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谭震林被剥夺了参加中央全会的权利。参加全会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遭到围攻。康生说:“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林彪说:“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次全会公报说:“全会严肃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 [7-8]

在林彪、江青一伙策划下,会议期间,北京街头就出现了示威游行,造反派高喊“击退二月逆流”、“誓死捍卫中央文革”等口号,并且出现了打倒国务院5位副总理和4位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标语、口号。会后,从北京到全国各地掀起了“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趁反击“二月逆流”之机,公然向周恩来夺权。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竟对周恩来说:“主席已经讲过了,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以后总理要像对待书记处一样对待文革小组。”逼得总理只好说:“我以后只主持国务院办公会议。”还有一次,江青对周恩来说:“地方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总理不要管了。到北京来汇报,总理太忙,不要组织了,由文革小组组织。”随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取代原来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这样,“三老四帅”被剥夺了出席碰头会的资格。 [9]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变化。1971年11月14日,他说: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中央作出决定,正式彻底为“二月逆流”平反。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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