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词好句 > 曾士峨

曾士峨

曾士峨(1904年1931年),字迪勋,号广泽。1904年生,湖南益阳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青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学习,同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营参谋长。1931年9月8日,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冲向敌阵,壮烈牺牲,年仅27岁。

1904年3月6日生于湖南益阳樊家庙乡大桥冲,他初小毕业后,因家贫辍学,到一家店铺当学徒。后得族祠资助,在箴言书院读完高小,继而考入县城近郊桃花仑的信义大学。

1924年11月,信义中学的外国人侮辱中国女学生,激起学生愤怒,曾士峨等百余学生自动退学,迫使学校停办达半年之久。曾士峨也因此中断学习,后托人介绍,到江华县公署当了一名文职工作人员。

1926年夏季,北伐军进入湖南,曾士峨弃职从戎,参加国民革命。投考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独立一师学生队。经指导员苏先骏(浏阳县人,共产党员,后叛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

1927年初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学习。参加了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北伐到武汉后,转入我党控制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2]

1927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5月任红4军31团3连连长,率部参加龙源口战斗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9年1月,红军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决定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转移到敌占区的赣南作战。红军从井冈山下来后,曾士峨被任命为三十一团一营营长,不久,又调任三纵队参谋长兼七支队队长,继而担任二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参谋长、十一师师长(罗瑞卿任政委),军长外出时,还曾代理军长职务。

1930年春任红4军2纵队司令员,同年夏任红4军参谋处长兼第2纵队司令员、红4军第11师师长、红4军第11师师长兼政委,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苏区扑来,妄图一举消灭红军。曾士峨和罗瑞卿率领十一师由吉安撤到根据地中心黄陂、小布一带隐蔽待命。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全歼了张辉瓒师,取得了著名的“龙冈大捷”。 [1]

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开始。曾士峨率领十一师从闽西赶赴兴国,参加了莲塘、良村、黄陂三次大的战役。红军三战三捷,蒋介石亲自坐镇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宣告失败,敌人全线溃退。曾士峨奉命率十一师阻击企图向富田、吉安逃跑的敌六十一、六十二师。重创了号称“铁军”的两个敌军师,敌军残部被迫撤离,狼狈逃窜。在战斗中曾士峨因带头冲锋不幸腹部连中几弹,负了重伤,被抬下战场后,他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还不断鼓励同志们说:“这次战斗,部队虽损失不小,但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们要有信心取得完全的胜利,要把革命坚持到底!”牺牲时,年仅27岁。

年仅27岁的红军师长曾士峨牺牲了,战士们为之痛哭,乡亲们选出当地最好的棺木安葬。毛泽东听到曾士峨牺牲的噩耗后指出:“曾士峨是在最关键的时刻,组织冲锋牺牲的。他的模范行为鼓舞了战士,改变了战况。”在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祝捷大会上,毛泽东首先叫全体同志起立向曾士峨烈士默哀,并指示红军总政治部发出通令,号召红军指战员向曾士峨学习。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指出∶“曾士峨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干部,为革命牺牲,实属重大损失。”

曾士峨纪念碑、旧居和纪念馆

曾士峨是1931年9月8日经过一场动人心魄的激战,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西北的竺高山光荣牺牲的。1987年冬,家乡人民为让曾士峨魂归故里,将其遗骨从江西兴国迁葬至会龙山,让烈士英灵得以魂归故里,并立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耸立在青翠的会龙山巅。在纪念碑的基础之上建有益阳市会龙山森林公园,碑名是1987年军委总参谋长杨得志同志题写。

因岁月久远,风雨侵蚀,曾士峨故居的五间土屋逐一倒塌。后经地方重视,专门拨款对故居进行修复,并收集烈士早年使用过的床铺、衣柜等物件,陈放于其中。 曾士峨烈士的后代、中国有色金属设计院原总设计师曾天元和其老家大桥冲村多次联系,并专门回到大桥冲,为纪念馆布展提供了一套比较全面的文字方案,预计将在其老家赫山区泥江口镇大桥冲村建立曾士峨纪念馆。

曾天元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走访罗瑞卿杨得志何长工肖克张宗逊等曾士峨生前的战友和部下,积累了关于烈士的大量一手资料。其中有1924年9月和1925年1月曾士峨前往广东投奔革命,途中路资用罄,滞留江华县署担任科员和书记(文书)的委任状,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军团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关于部队警戒问题给红11师师长曾士峨、政委罗瑞卿的信,还有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给烈士三兄曾叔彬的回信,极为珍贵和难得。据该村支部书记说,一旦纪念馆建成,这些罕见的历史资料都会以原件或复印件的形式在其中展出。

纪念碑四周的护栏被整饰一新,高大的塔基也用花岗岩重新砌好,跟不远处的何凤山陵园一道,相映成辉。昭示着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上,曾经诞生过这样一些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每到清明节,自发前来祭奠的人络绎不绝,朵朵黄菊寄托着人们的哀思,英烈永远不会寂寞!

1931年9月8日,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江西兴国高兴圩战斗中,红11师师长曾士峨阵亡,共和国少了一位开国元勋。烈士继子、中国有色工程设计总院总设计师曾天元从上世纪70年代起,详尽搜集有关史料,多次拜访罗瑞卿杨得志肖克何长工张宗逊陈士榘郭化若等红军时期的重要将领,积累了大量关于烈士的资料。

本文根据资料当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和当时关键的人物、事件与背景,揭秘曾士峨牺牲后,毛泽东为什么极为沉痛和悲伤,乃至大发雷霆指责自己的爱将红四军军长林彪?为什么说曾士峨之死是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开国元帅 [3]

将星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长空 

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在新华社系列纪念文章《永远的丰碑》里,2月23日发表了《为大众之生息而战斗曾士峨》一文,再次缅怀这个杰出的红军将领,向人们叙述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关于此文,其权威性自然毋庸置疑。补充一些重要的情况和细节:

一. 曾士峨毕业于信义大学,是挪威人1906年在湖南益阳办的教会大学,他的各科成绩优秀,英文特别好,写得一手好柳体。肖华上将说:曾士峨的粉笔字特别好看。 [3]

二. 1924年秋,曾士峨步行前往广州参加革命的途中因路费不足,滞留于江华县公署任文书。昱年回长沙,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读书。

三. 他写给亲友的信大约在1929年5月或6月,红军三占龙门之际,发信地点是福建龙岩龙门三芝元药号。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 1930年夏,曾士峨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11师师长,军长是林彪,政委是曾士峨原来的搭档罗荣桓。当时红四军没有副军长,也没有参谋长一职,参谋处长就是参谋长。有史实为证:1930年6月下旬,红二十八、红军从福建长汀向江西转移,林彪有事留在城里,红军总部下令“部队暂归曾士峨指挥”。他若不是参谋长,没有这种资格,同时也说明了曾士峨在红四军中的地位和能力。罗荣桓是军政委,但带兵打仗似乎不是最好的。可以说,作为主力师的师长,曾士峨带兵打仗在红四军中是除林彪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五. 曾士峨牺牲的消息,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非常痛惜和伤心,他严厉批评林彪:你打红了眼哪?!以后仗有的是打,哪能同意让高级干部去拼杀,干部拼光了,革命还怎么搞咧?!据时任红12军34师参谋长、后来的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回忆:毛主席讲过两个人的死重于泰山,一个是曾士峨,口头讲的,他亲耳听到。限于红军早期条件简陋,没有被记载下来。另一个就是人所共知的张思德了。

六. 红军总部号召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是由当时的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肖华油印的,肖华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当过军委军训部部长。肖华说:红军总部发通令号召向个人学习,曾士峨是第一人。通令表扬曾士峨“革命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不怕牺牲。”

七. 全国解放后,1950年曾士峨的三哥曾叔彬请人代笔写信给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询问曾士峨的下落,军委总干部部回信告之曾士峨牺牲之情状,说“曾士峨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干部,为革命牺牲,实为我党我军之重大损失。”向家属颁发烈士证书,给予最高抚恤金500万元(相当于500元)。曾士峨遗骨现葬益阳会龙山公园,立有纪念碑。碑名是1987年军委总参谋长杨得志同志题写,当年益阳人民把烈士英灵从江西兴国移归故里。1931年烈士战死时,杨得志是红11师师部炮兵连长(由师部特务连改名而来),是曾士峨麾下一员猛将,受他亲自培养和指挥。

跟随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井冈山 

1927年9 月,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曾士峨先在一团,后编入三团任三营参谋长。起义后,部队在战斗中几经挫折,总指挥卢德铭战死,前委书记毛泽东文家市收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当时起义部队中虐疾蔓延,一些人悲观动摇,脱离队伍逃跑,师长余洒度也开了小差。而负伤的曾士峨和张子清、罗荣桓、何长工等相互鼓励,坚决跟随毛泽东。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二个营七个连。曾士峨担任特务连(编号是四连)连长,党代表是罗荣桓。特务连长归团长直接指挥,当时团长兼师长,师只是个编制,是空的。通过三湾改编,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但当时毛泽东的身份是前委书记,不直接指挥队伍。加之兵官来自不同的地方,形势又恶劣,难以掌握。毛泽东是最高政治领导,其余干部多数是黄埔生,少数行伍军官任副职。毛泽东的军事天才要到以后才大放光芒,不少人起初并不了解他、也不是从内心里信任他。部队的骨干是从武汉国民警卫团过来的那批人马,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包括曾士峨在内的许多军人还经历了北伐战争硝烟的考验。在这样的关头,立场坚定的宛希先、何挺颖、曾士峨、罗荣桓等人稳定了这支队伍,紧紧跟随毛泽东。这也是毛泽东以后对这支队伍、对曾士峨与罗荣桓特别信任和器重的重要原因。

所谓特务连就是在行军作战中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探敌情、当尖刀,担任警卫,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力。毛泽东慧眼识珠,选中了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担任连长。当时工农革命军总共才七个连,曾士峨连是力量最强的,曾士峨本人是1926年的共产党员,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张宗逊也是中共党员,革命意志坚定,政治上靠得住。从永新三湾经古城、宁岗、茅坪,再上井岗,特务连基本上派出一个排担任毛泽东的警卫工作,行军打仗,毛泽东和特务连脱离的时候很少。

10月初,天气逐渐寒冷,战士们还穿着破烂的单衣。为了解决冬衣和给养,毛泽东率领部队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不料突然遇敌,部队仓促应战,边打边撤。当时曾士峨带着四连(即特务连)两个排,随毛泽东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的人员,并担任一营的集结任务。四连还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到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也和大家一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等大家都吃饱了,毛泽东站起来看了曾士峨一眼,曾士峨整整衣帽站了起来。毛泽东朝中间的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曾士峨心头一振,大步跨前,大声喊道:“全体集合!”战士们一个个抬起头来,充满信心,迅速提着枪站起来,向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赶上来了,队伍向井冈山开发。

上井冈山后,曾士峨、罗荣桓率特务连随一营于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在井冈山,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和曾士峨、罗荣桓一起,对企图暗地拉部队投敌的陈浩徐庶、韩剑壮等人的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1928年5月,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宁岗,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龙书院文昌阁会晤,曾士峨率部担任了保卫工作。

从1 927年到1931年,曾士峨率部转战闽赣,历经恶战数十次,小战难以胜计,冲锋在前,无坚不摧,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由于才华突出,曾士峨屡获擢拔,从连长、营参谋长、支队长,升至纵队司令员、师长和军参谋长。毛泽东井冈山的驻地,就是曾士峨的警卫连扎营的地方。曾士峨的二纵和以后的11师,也成了毛泽东最为倚重和最喜欢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队。1929年秋天,红军打下上杭,部队缴获一支大毛笔,曾士峨将其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收用了;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毛泽东和曾士峨走进一个天主堂,看到一台风琴。曾士峨童心大发,跑上前按了几下琴键。毛泽东也上来,对着键盘敲了几下。他笑着对曾士峨说:“这个洋玩艺我不会,你也是猪鼻子里插葱充象,不比我强呵!”两人大笑起来,战士们也一齐笑了起来。在艰苦的斗争中,领袖和他的将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友之情。

激战中打出“军中骁将”的威名 队伍初上井冈山,曾士峨率部参加了攻克茶陵、攻打遂川、新城等战斗。1928年6月23日,红军在新七岭溪和敌战斗。曾士峨手提驳壳枪,跑在最前面,追着敌人猛打。逃敌在灌木丛中边跑边回枪乱射。曾士峨冒着“吱” “吱”乱飞的子弹,像发怒的老虎,猛扑上去,一把抓住一个敌兵打得发烫的枪管,用力一拽,将敌兵连人枪拖翻在地。敌兵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当了俘虏。战友们见状,齐声呐喊,勇猛冲向敌人,在龙源口把杨池生部的一个团包了“饺子”。红军乘势第三次攻下永新县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全盛时期,曾士峨此后威名大振。

1928年7月下旬,毛泽东率部前往桂东,迎接红军大部队,留31团一连、三连扼守黄洋界。湘敌吴尚以一师兵力,从茶陵直逼井冈山,企图趁根据地后方空虚之际,一举攻占井冈山。得到敌人进犯的消息,正在养伤的三连连长曾士峨顾不上伤口疼痛,步行到井冈山五大哨口观察地形(黄洋界为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装领导人一起,组织红军和群众加修工事,坚壁清野。8月30日上午,在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和一连连长王良(一说为明亮)具体指挥和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是时山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敌吴尚部误以红军主力已经回师,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前来会合包抄的赣敌闻风丧胆,半路退却。毛泽东回来后,对此战获胜异常兴奋,指示杀一口猪慰劳作战部队,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题记写道:“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个师趁我军欲归未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整个根据地。”“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此役是红军井冈山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湘赣八个旅的兵力进攻井冈山,红二十八、三十一团等突围转战赣南敌后。担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的曾士峨率部先后参加了大柏地、长岭寨战斗。同年3月,红四军为便于开展游击战,变团的建制为纵队。三十一团为三纵队,下辖七、九支队,曾士峨任七支队长。1929年秋,曾士峨任三纵队参谋长,协助伍中豪组织指挥攻克白沙战,直逼上杭。上杭城三面临江,围有三丈多高的城墙,号称“铁墙”。易守难攻。9月21日,红军彻夜激战,全歼敌卢新铭旅,一举攻克此城。在这次硬仗中,曾士峨率三纵一部主攻东门,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攻上城头,表现出了极高的指挥才能和牺牲精神。

1930年春,曾士峨调任红四军二纵队司令员,他和纵队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道,坚决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狠抓部队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使二纵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毛泽东在文章中称赞他们:“曾、罗在古田会议后,把二纵队带成了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同年夏,曾士峨又任红四军参谋长兼二纵队司令员。10月3日,他指挥二纵队参加攻打吉安,主攻城北骡子山。攻克吉安后,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曾士峨任师长,罗瑞卿任政委。12月30日,曾、罗指挥十一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该役活捉骄横残暴的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全歼张部九千余人,震撼了南京政府。接着红军又歼灭敌谭道源两个团,从而取得了反第一次“围剿”的胜利。 [3]

1931年5月16日,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东固九寸岭、观音岩一带,向已抢先占领两个山头的敌47师王冠英部发起强攻。曾士峨、罗瑞卿在火线前沿指挥11师作战。战场上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罗瑞卿的脸颊,从另一边弹出,罗瑞卿负伤倒地。这时,蜂涌的敌人已经冲上了聂鹤亭33团阵地前的一个山头。曾士峨眼中冒出了怒火,他一边叫叶青山医生把罗政委的伤口包扎好,将他抬下战场。一边厉声命令身旁的特务连长杨得志:“立即带特务连给我拿下这个山头,完不成任务,我枪毙你!”杨得志刹地将手枪一挥,吼道:“特务连,跟我冲!”战士们端起枪嗷嗷叫着杀了上去,把三倍于己的敌人阻击在半山腰,无法向上前进一步。曾士峨率领全师和兄弟部队一起,激战4小时,将敌47师完全击溃。红军乘胜追击,直指富田。从此,曾士峨师长兼政委,直至牺牲。5月18 日,曾士峨率11 师追歼敌43师一个旅;5 月20日,率部随大部队攻克广昌;5月22日,参加中村夫坑哨口战斗,激战两天一夜,击溃守敌。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从西到东,横扫七百里,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8月初,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曾士峨指挥11师参加了全歼官云相47师的莲圹战斗,击溃郝梦龄师的战斗。8月11日,又参加了全歼毛文炳师四个团的战斗。其中,在良村和黄陂两次战斗中,11师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敌500名,俘虏敌军官20多人士兵600多人,取得了突出的战果。

曾士峨带兵与战士同甘共苦,战斗越是激烈越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战士们特别敬仰他。他的队伍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作风勇猛顽强,是红军中最能打硬仗的劲旅之一,有“钢军”之称。曾士峨自身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对上级战略意图领会透彻,屡屡以少胜多,以奇制胜,毛泽东非常相信他。

“钢军”之帅血洒江西兴国竺高山 1931年9月8日,一场动人心魄的激战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西北的竺高山进行着,这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中最惨烈的一场对峙战。参战双方的主力是红四军曾士峨11师和国民党19军蔡廷锴60 师、戴戟61师。 [3]

当年6 月,蒋介石组织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兵力进攻我闽、赣根据地,毛泽东率部千里迂回,打运动战,寻隙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了多次大胜仗。到9月初,蒋介石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即将宣告破产,国民党各路军正全线撤退。高兴圩的战斗是9月8日上午打响的。当时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聂云臻在阵地上用望远镜反复观察正在撤退的敌人,看到敌60师、61师主力都已离开高兴圩往兴国去了,骡马队、伙食担子也过去了,只剩下一个团在后面打掩护。林彪说:切他个尾巴!11师迅速穿插过去,一打,并未很快消灭这个团,敌人的大部队返回来接应,越打越多。19路军是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部队,两广籍士兵为主,以能打狠仗著称,穿短裤,爬山如履平地。这两个师装备精良,平时吹嘘“在战场上子弹壳也不让别人捡走一颗”,号称是从未败过的“铁军”。当时,我军的武器不如敌人,敌人多是冲锋枪和机关枪;而11师还有人使用梭标作冲锋的武器,一些老式“汉阳造”步枪,很少有刺刀。

阵地上,密集的枪炮声、军号声和喊杀声震天撼地。双方为抢占一个小山包,都要拉锯式地反复争夺数次,战况极其惨烈,到处是倒下的尸体。红33团有一挺水机关枪,还未架好就被冲上来的敌人一窝蜂地夺走了。愤怒的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冲过去抢,双方易手五六次,死了许多人,最后红军还是夺了回来,架起来杀伤了很多敌人。敌军十分凶悍,两广兵边在壕沟里射击边大声骂娘,几十年后,还有在此役中幸存的红军战士清楚地记住了敌兵那句话北海土话“吊你老妈嗨!”

从上午酣战至下午,双方都打红了眼,战斗成了胶着状态。曾士峨率领11师官兵用枪托、梭标、大刀和石头跟敌人拼杀、肉搏……他告诉自已的将士:“我们是工农红军,是钢铸的,是钢军。一定要把‘铁军’吃掉!” 战至黄昏,红11师的子弹打光了,人员伤亡过半,敌人也留下了2000余具尸首,尸横遍地,血染山冈。曾士峨已经组织了两批敢死队冲锋,打退了蜂涌而上的敌人。正在间隙,敌人又一次发起进攻,向红四军军指挥所方向冲锋,情况十分危急!曾士峨立即命令把手榴弹、刺刀集中起来,组织全师以党团员和排以上干部为骨干的敢死队,亲自带领扑了上去!在进攻中,不幸被敌人的冲锋枪射中胸部,壮烈牺牲。这个时候,双方都已无力再战。红军为争取主动,旋即撤出战斗。听到曾士峨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难过,狠狠地批评了林彪。许多战士都放声大哭自己的师长。

高兴圩战斗,红军损失之大为红军战争以来所仅有,毙伤敌2000余人,自己伤亡2200余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也在另一场战斗中阵亡。林彪也差一点报销了。当时,有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身边,战士把他往旁边一推,幸好炮弹并没有爆炸。对于这次战斗的评价,毛泽东认为打成了僵持,林彪则说打了个平手。国民党军指挥此战的蔡廷锴将军,激战之时连随从都逃跑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事后“三天内,日夜不能合眼……”

通过高兴圩战斗,红军战士懂得了刺刀的重要性,反掉了过去那种以为打一阵枪、一冲锋,战斗就会结的游击气息。作为一个用红军将士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部队开始加强了刺刀的配备。红11师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已经打得不成建制,毛泽东痛惜曾士峨的牺牲,调了一支队伍过来,重新充实了红11师。

讨论:“曾士峨不死,日后是否能成为元帅呢?” 如果曾士峨没有牺牲,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能被封为元帅吗?提这个问题,不在于这个答案本身,甚至于不在于这个答案是否成立。原因是选取这样一个角看问题,更能了解曾士峨这个历史人物。 [3]

1980年代初,肖华上将曾对《罗荣桓元帅传》编写组主笔黄瑶说:“如果曾士峨在的话,应是个元帅。曾士峨牺牲,在红军中震动很大。”1983年1月,曾士峨的继子曾天元拜访何长工时,何长工也说:“曾士峨如果在的话,应是个元帅,起码也是大将。”这两人都是红军早期的重要干部,肖华当时在红四军总部工作,解放后又曾任总政治主任等职,纵览全军;何长工红军时期还一度任过军长,应当说他们的评价可信度很高。从1955年我军授衔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的。比如,个人的资历、对党对军的贡献……,尤其是元帅和大将,还要看你能否担当某一方面军、某一军种的代表;还有一个应该是党在军队中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决不能忽略,这是胜利之本。譬如罗荣桓、聂云臻在部队中主要从事政工工作,叶剑英长期是我军的政治发言人,可以说是“政治元帅”。大将中谭政也是这种情形。士峨,如果不牺牲,应该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政治军都强的主要代表之一。

从曾士峨个人的修养和素质来说,他是红军中难得的宝贵人才。

一是他革命信仰坚定。何长工曾对曾天元说:“曾士峨同志政治品质好,斗争顽强坚定。他高度信仰马列主义……斗争激烈,我们当时没有想过家,没有想过结婚。我和你爸爸有时时议论说,今天一下午仗够呛,可能当烈士。如果被打死了,要请没有死的人作两件事:一件是告诉我家里,说你的儿子是为人民流了最后一滴血,死在哪里;另一件是革命成功了,在烈士纪念册上写我一个名字,证明我是烈士,没当逃兵和叛徒。”何长工还说:“曾士峨是红军中从基层工作做起的最优秀、最冒尖的干部之一,最能深入实际,能征贯战。”

二是他爱兵知兵,带出来的部队有战斗力。1983年12月,原江西军区副政委、老红军汤光恢曾回忆过在红11师的往事:“我是(1931年)在十一师政治委员办公厅当宣传员……曾(士峨)师长战斗勇敢,善于指挥。他往往在第一线指挥,到团、营的阵地上去。他也要求团(的干部)到营、连、排阵地上去,他甚至直接到战斗第一线。当时,只有这样,才能反应迅速,反映真实情况。他对人员、武器、战况、各部队的表现如何等等很清楚。他能叫得出全师每个排长的名字,对他们的性格、作战水平和其它情况了如指掌,指挥起来,就很恰当。每次行军,他和罗政委一前一后,一个连一个连问情况,叫起人来,根本用不着花名册。曾师长深入群众,和士兵在一个灶吃饭。最多,事务长偶尔给他留点同样的菜。我刚到11师,上级就教育我们说:我们11师是秋收起义部队,打仗和政治工作都过得硬,执行上级命令坚决。毛主席最喜欢使用这支队伍。” [3]

根据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曾士峨的确是一位为毛泽东所倚重和信赖的杰出的红军将领,一位政治和军事都很强的将领。他在当时红军中的重要性和影响,甚至还在某些高于他级别的将领之上。

第一,他是三湾改编时仅有七个连长之一。以后红11师的班底是秋收起义的那支人马,这是毛泽东武装革命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家之本。从最初来看,武汉国民警卫团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是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没有曾士峨等人,毛泽东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指挥动。

第二,曾士峨等把红11师带成了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队伍。红军早期干部、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中将称曾士峨是“最优秀的红军师长”,他坚持不肯说成是“最优秀的红军师长之一”。因为当时红军初创时期,军与军之间、师与师之间,差别非常大。红11师的地位和作用,可从郭化若将军的评价中看出:“红四军是红军的主力和核心,主力就是主力,核心就是核心;而十一师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战斗力在红四军中又很突出。”另外,一个主将的气质往往决定一支队伍的性格,曾士峨非常具有人格魅力,他骁勇、剽悍、智慧,与战士同甘共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红三纵司令员肖克曾亲眼看到他冲锋到了最前面,这样的将领带出来的部队必然会打仗。

南昌暴动时林彪是尚见习排长,到1930年成为红四军军长,除了他突出的军事才华外,也与毛泽东的大局思想有关。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毛主席对朱德南昌起义那边的干部更注重提拔些。毛主席不讲宗派,反对山头,为了更好地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起来搞革命,他有意无意对秋收起义的31团干部压得低一点,这恐怕也是曾士峨成为林彪下属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解放后说过句话:“跟我长期共事的,就是一个罗荣桓了。还有一个邓小平。”从历次党内斗争来看,这两个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也是毛泽东同志内心始终信任的少数几个人。罗荣桓当林彪的政委、邓小平当刘伯承的政委,这是毛泽东的“绝配”。这两个主帅一个桀骜不驯,一个资历太深名声太大,必须有人“羁縻”。考虑到毛泽东对曾士峨的信任和曾的能力与水平,若不牺牲,能堪大用,也必有大用。

当然,从曾士峨牺牲的1931年到我军向将士授勋的1955年,中间相隔了24个年头。烈士不死于当时,作为一个步步走向胜利的一方的高级将领来说,以后战死沙场的可能性应该是很小的。但毕竟遍地兵燹,时刻面对的是两军厮杀,生命充满了不确定性,谁保证不发生意外呢?历史从来不承假设。对于为大众生息而奋斗的曾士峨来说,他死得其所;革命成功了,他虽死无憾。还有什么太多的遗憾呢?让我们永远怀念这个英雄。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好词好句 www.9512.net

copyright ©right 2010-2021。
好词好句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犯请联系客服。zhit3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