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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起义(1927年毛泽东、卢德铭领导的武装起义)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另一个是1927年中共党人发动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起义广州起义)。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977年江西省在修水县铜鼓县建立了秋收起义纪念馆。1998年在萍乡市建立了秋收起义广场。1993年导演周康渝以秋收起义为题材拍摄了同名电影。

秋收起义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事件

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武装起义。 [1]

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文家市镇领导发动的农民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着重阐述了枪杆子出政权的思想。会议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号召群众,并确定集中力量在湘东赣西发动以长沙为中心的武装起义。

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萍乡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崇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

为便于领导秋收起义,省委确定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党的前敌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作为武装起义的军事指挥机关。另一个是党的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任命易礼容为书记,负责地方工作。1927年9月初,湖南省委决定1927年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起义。

这次秋收起义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将起义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三个团: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主力编为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新亚;以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一个营和浏阳部分工农武装编为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参加起义部队共约5000人。此外,在起义前,还收编了当地的土匪武装邱国轩的一个团。起义部队以夺取长沙为目标,具体部署了各团的行动计划。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首先破坏了岳阳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切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

第一团从江西修水出发,向长寿街进攻,1927年9月10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这时混入起义部队的邱国轩部乘机叛变。当第一团路过金坪攻打长寿街时、邱部突然袭击,致使该团腹背受敌,损失200多人,步枪200多支,团长钟文璋失踪,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后,进攻萍乡未克,西进攻占了老关醴陵,又北进占领浏阳。由于部队麻痹轻敌,1927年9月16日陷入优势敌人的包围,部队被打散,部分突围脱险,不少人牺牲。第三团于1927年9月11日在铜鼓起义,胜利占领了白沙镇,1927年9月12日又占领东门市。1927年9月14日敌人兵分两路包围第三团,该团被迫向上坪撤退。 [2]

鉴于三路起义部队均受挫,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并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1927年9月19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当晚前敌委员会召开了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1927年9月20日上午,起义部队1500余人离开文家市向南进发。1927年9月23日,起义部队在江西萍乡芦溪镇遭反动军队伏击,损失数百人,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5日,起义部队冒雨攻克莲花县城。1927年9月29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而且官多兵少,部队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性差。当天晚上,毛泽东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10月3日,起义部队离开三湾村,开始向井冈山进军。10月27日,起义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12日,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到达修水县城,并与8月下旬抵修城的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在本县山口统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余贲民任正副师长,下设4个团,1、4团驻修水,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总指挥机关设在县城,修水地方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展武装,组织群众支持起义军。师部参谋长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根据前敌委员会指示,在修水设计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和臂章。“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震撼世界的秋收起义首先在修水爆发,起义部队在修水县城举起义旗,向长沙挺进。途经渣津,与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汇合,并攻克了敌人盘踞的朱陂厂,在进攻长寿金坪受挫后,返回修水台庄,后接毛泽东指示,挥师浏阳文家市,与2团和3团会合后,跟随毛泽东踏上前往井冈山的道路。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1927年8月18日,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讨论制定秋收起义计划,成立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江西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讨论秋收起义具体部署。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是叶挺独立团的新兵组建的),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浏阳的农军、鄂南通城和崇阳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等,长沙。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分别从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击,先后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平江的龙门厂、浏阳的白沙、东门市等地。由于当时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敌强我弱,加上群众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某些指挥员指挥失当,新收编的第四团在战斗中又临阵叛变,致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1927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第一、三团与第二团余部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进入江西,沿罗霄山脉南移,以保存革命力量。起义军在向南进军途中,处境十分困难,在江西省萍乡县芦溪又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1927年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时进行了改编(即三湾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10月部队到达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得到当地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帮助,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比较,最明显的特点在于:

1、它不仅是军队的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2、它第一次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3、这次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但在起义遭到严重挫折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起义部队在农村中从小到大地开展游击战争,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基础。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起点。

4、三湾改编,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铸就了人民军队的灵魂永远听从党的指挥。

第一面军旗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一、四团在修水举行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

1927年8月,我党领导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奉党中央之命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得知起义军已退出南昌,便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驻扎待命。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党中央积极准备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8月底1927年9月初,驻修(水)铜(鼓)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根据中央军事部“积极准备等待时机参加暴动”的指示,决定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927年9月初的一天夜晚,修水商会东厢房灯火通明,在师部参谋处一张宽大的八仙桌上,师部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三人在制作军旗,他们反复比较、推敲,修改着,争论着,最后确定,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左边白色套管上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整体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泛指江西)一带不停留,便向潇湘(泛指湖南)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1927年9月9日,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秋收起义爆发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四团在修水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古城修水高高飘扬。第二团、第三团在安源、铜鼓亦打响了暴动的枪声。从此,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湘赣边界掀起了威震敌胆的金秋狂飚。

[3]

简介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始建于1977年,先后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授予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4年10月被评选为“江西十大红色景点”之一;2005年修水县秋收起义纪念地系列景点被国家发改委、中宣部等13个部门评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21世纪初改版的主要项目有:一楼序厅正面雕塑及其背景、东西墙面布置;二楼展厅版面、文物展橱、中心大型展柜、灯光照明设施改造、师部和团部旧址复原陈列。改版后的内容突出反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的背景,第一师的组建,军旗的制作并在修水率先升起,师部和第一团以及第二、三、四团在秋收起义中的经历,修水地方党组织和工会、农会及人民群众积极配合工农革命军第一军并参加秋收起义;重点突出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一楼序厅,与观众迎面而立的,是一座新的高达3.07米的大理石基座组合雕塑。东西两墙分别树立两块用10毫米整体玻璃,深雕制作而成的毛泽东诗词墙,西墙为《菩萨蛮黄鹤楼》,东墙为《西江月秋收暴动》。

二楼三个展厅展览版面,合计134.8平方米。整个版面以红色为基调色,采用大小版块有序组合的方式。展览版面正文八大部分分别是: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惨痛失败;二、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三、灰色旗号下的红色武装;四、毛泽东主张在秋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五、光耀人寰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六、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日子;七、果断的转兵会师文家市;八、伟大的进军开创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文稿以毛泽东亲自指挥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军旗率先在修水升起为主线,凸现了毛泽东瞿秋白向警予罗荣桓何长工谭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其他秋收起义将士的丰功伟绩;展示了卢德铭、余贲民、伍中豪、曾士峨陈毅安、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革命英烈的卓越功勋;实事求是地介绍了汪泽楷、陈树华、黄永胜等参与了秋收起义,后来走上各自不同道路的一批人物;突出了修水地方党组织和农民自卫军,在秋收起义中的作用;表现了丁健亚、樊策安、余垂成、王铁猛、甘特吾、陈秋光、余经邦、徐光华等修水先烈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

改版后的版面,采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以时空为序,系统地展现了有关历史人物、革命旧址及战斗遗址。版面采用图片275幅;总长67.4米的版橱上,摆置了68只玻璃展柜,展示着106件馆藏文物及有关物品。

第一展厅

1926年6月,中共江西地委为配合北伐军进军江西,派共产党员胡思先、丁健亚回家乡修水秘密建党。同年7月,在县城青云门城楼秘密开会,创建了修水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修水县支部干事会。接着,在城乡发展了24名中共党员。中共修水支部的诞生,使全县农民运动更加迅猛,农会会员发展到5万多人,农民自卫军发展到3万多人。

1927年7月中旬,改组后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断然作出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武装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

卢德铭率领的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修水,极大地鼓舞了修水的农民运动。1927年8月16日,修水县党组织派组织干事甘特吾、农运负责人陈秋光,会同赣西北第二区委,组织数千农民举行下衫(今属上衫乡)暴动,攻打为霸一方的封建地主堡垒朱宫美庄园,在湘鄂赣毗邻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屯兵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于1927年8月20日抵达铜鼓,三支部队随时都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追剿”的危险。警派员赴南昌请示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委派干部仝仁赶到修水和铜鼓,组织协调部队整编。1927年8月22日,三支部队负责人在修水山口举行了整编会议,史称“山口会议”。会议决定,三支部队合编为一个师。为避免敌军“追剿”,部队合编后“还须找一个灰色的旗号来遮身掩体”,对外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师部设修水县城,师长余洒度、副师长余贲民、参谋长钟文璋,下设一、三两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兼),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并成立了以师团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师委会。

“山口会议”的整编,形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雏形。

第二展厅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出席在汉口秘密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瞿秋白主持了这次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当会议讨论到秋收起义打什么旗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在秋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会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湘赣边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

1927年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工农义勇队党代表潘心源,中共安源市负责人宁迪卿,赣西农民自卫队总指挥兼安源农民自卫队队长王兴亚等人开会。潘心源详细报告了南昌起义后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浏阳工农义勇队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果断决定以驻修水、铜鼓的这个师为基础,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一、三团建制不变,将驻安源的几支武装队伍编为第二团,团长王兴亚。会议确定了秋收暴动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毛泽东任书记,卢德铭任秋收起义总指挥。

余洒度根据师委会决定,命令师参谋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抓紧时间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样式。为使旗帜完美体现工农革命的内涵,何长工首先提出了设计方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终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样式: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交叉的镰刀斧头,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的白布条上竖写“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样式确定之后,师部决定连夜赶制一百面。裁缝出身的班长张令彬等人购买了布匹,县总工会委员长徐光华请来了裁缝和会针线的妇女,一面面红色的旗帜、一条条红色的领带、一个个红色的袖套在飞针走线的手工制作中做成。

1927年9月9日,驻修水县城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官兵,全副武装来到县城紫花墩操场集合。接着,甘特吾率领配合军事行动的20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押着8个五花大绑的土豪劣绅和反革命首恶分子来到操场。随后,修水县党组织负责人樊策安率领农会、工会负责人以及数千群众簇拥着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的招牌,敲锣打鼓进入了会场。

队伍集合完毕之后,余洒度作了简短的动员讲话,庄严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誓师起义。宣布起义的口号是:“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顾生!”

接着,举行了授旗仪式。余洒度将工农革命军军旗,庄重地授予第一团团长钟文璋。1927年9月5日,何长工在解放军总直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说:“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立起来了。在中国、在东方,第一面革命的红旗打起来了。”

第三展厅

1927年9月17日傍晚,卢德铭余洒度率领师部和第一团到达孙家土段(今属浏阳市中和镇)与第三团会合。在这里,毛泽东、卢德铭、余贲民、苏先骏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第一次聚集在一起,商讨起义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会上,毛泽东通报了第一、三团的情况,又得知第二团几乎全军覆没,只剩几十号人不知去向的情报,提议不打长沙,找一个地方休整。会议正式决定到文家市去。

1927年9月20日拂晓,起义军将士1500余人,来到里仁学校操场集合。毛泽东向全体官兵宣布了前敌委员会改变起义军行动方向的决定。军号声中,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卢德铭的率领下,高举军旗,向湘南转移。

工农革命军于1927年9月24日傍晚抵达芦溪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启程朝莲花进发。因担任后卫的第三团走错了路,待听到号声调转行军方向时,遭遇从萍乡赶来的江西军阀朱培德所属江保定特务营和江西第四保安团的追击。芦溪一战使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挫折,共损失人枪300多。总指挥卢德铭在阻击敌人掩护我军撤离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1927年9月29日下午2时,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起义以来的20天时间里,部队从5000多人锐减到不足1000人。鉴于部队人员锐减,原有编制有名无实,毛泽东在三湾进行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抵达井冈山茨坪,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插上了井冈山。从此,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西江月.秋收暴动》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

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毛泽东的修改抄件重新发表了《西江月秋收暴动》,诗词中将“修铜”改为“匡庐”,将“便向平浏直进”,改为“要向潇湘直进”,“沉”改为“愁”。

毛泽东

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生于清朝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逝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国革命家、政治家、战略家、理论家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的1976年间,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他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视为是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卢德铭

卢德铭(1905-1927),四川自贡人。1923年考入成都公学,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后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经孙中山面试后进入黄埔第二期步兵队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打了不少大胜仗。在攻占攸县战斗中受到叶挺将军的称许,后在攻克醴陵、平江战斗中以奇袭获胜。特别是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中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而升任二营营长。攻克武昌后,又任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二团长参谋。1927年9月,卢德铭指挥部队掩护毛泽东率部突围,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历史舞台上,湖南革命家军事家充当了导演和主角。秋收起义中,湖南共产党员、革命军人担当领导者和主力军。毛泽东彭公达罗荣桓谭政何长工谭震林宋任穷张子清杨立三曾士峨钟期光郭鹏刘先胜杨梅生张令彬谭希林、赖毅、龙开富、杨世明、余光文、王耀南、潘振武、李子骥、滕代远、朱少连、蔡会文、伍中豪、寻淮洲、刘炎、王杨烈、郭咏泉、谢南岭、袁健、潘福岩、戴奇、徐洪、涂正坤、刘型、宋裕和、刘东轩、邵振维、彭商人、罗梓铭、邓乾元、李白、王首道、邓乾元、孔荷宠、刘建中、杨岳彬、苏先骏、李贞、李幼军、余贲民、余洒度、张启龙、陈树湘、陈毅安、欧阳健、周昆、袁德生、徐洪、程翠霖、蔡钟潘心源、陈培荫、钟皿浪等领导或参加秋收起义。湘东、湘中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工农武装,包括集结在湘赣边界的国民革命军和工农革命军,安源工人,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为秋收起义浴血奋战,谱写了壮烈的武装暴动和进军井冈山之歌。

秋收起义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支工农军队,设计制作并率先起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面旗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最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秋收起义的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见仁见智,为了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笔者以史实为据,就秋收起义几个历史问题进行理性思考,从新的角度解读秋收起义历史,试图抛砖引玉,以期揭开历史的面纱!

关于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时的身份问题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秋收起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其后来的特殊地位,正确把握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问题,对研究秋收起义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在许多历史文献资料中,有的认为“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央特派员,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有的认为湖南省委任命毛泽东同志为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派毛泽东同志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年谱》中介绍1927年8月30日毛泽东的活动为:“30日,出席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集中力量首先在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举行暴动;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暴动领导机关。并指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统率工农武装,组织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1)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中可知,当时毛泽东、彭公达回到湖南概括为承任三项任务:改组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湖南秋收暴动。在中央与湖南省委的来信等原始资料中没有找到中央派毛主席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的记录,所以第一种说法不准确。

毛泽东年谱》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身份,如毛泽东同志是当时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纠正了一些史料在“前敌委员会书记”前省掉“中共湖南省委”的失误,但《年谱》中提到的派往湘赣边界之说同样不准确。从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来信中,中央开始建议毛泽东往湘南领导暴动,“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受湘省委指挥。但这里必要明白湘南计划只是全省暴动计划之一部分,只有在全省暴动之下,湘南计划才能实现,才有意义,万不可本末倒置。”(2)而从湖南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中可知,湖南决定只举行湘中暴动,“(二)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3)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证实了这一计划改变的过程,“四、湖南暴动计划。(一)暴动的区域: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举行暴动。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4)从以上中央与湖南省委的往来信件中以及彭公达给中央的报告可知,毛泽东同志是被中央派往湖南省领导秋收起义,当时拟派毛泽东同志往湘南,后经湖南省委坚持,缩小暴动范围,“泽东持之最坚”(5),以湘南暴动为重点的湖南全省暴动变为“湘中暴动”,毛泽东为湘中暴动的负责人,“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6)安源是计划暴动县之一,所以毛泽东接到当时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安源(7)的信件后,于九月初匆匆抵达安源,召开了安源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精神、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下简称“警卫团”)和属湖南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铜时,对于主张用“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抓军事”(8)的毛泽东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改变了“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9)之初衷,从当时属湖南管辖的安源向属江西管辖的修铜发指示(这实属非常时期之非常之举),发完指示后,毛泽东又急急经铜鼓赶往江西境内师部驻地的修水。铜鼓1927年9月7号接到了毛泽东的指令,修水8号接到了先俊转来了安源的通知,毛泽东10日到达了铜鼓,因师部已于前一天举行起义,所以毛泽东只到达铜鼓,没有到达位于修水的师部。同时卢德铭1927年9月9日带着中央的指令回到了警卫团。从此,毛泽东由湘中暴动的领导人变成了湘赣边秋收暴动的领导人。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成为湘赣边秋暴的核心领导者,并非当时组织的安排,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

研究秋收起义指挥中心问题,对于研究秋收起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对秋收起义指挥中心,一般以毛泽东同志的活动地为重要标准,一说为“安源”,一说为“铜鼓”,有的网上文章甚至说“为什么毛主席将指挥岗设在铜鼓”,事实上“指挥岗设在铜鼓”的前提并不存在。笔者认为,作为指挥中心,应具以下几个条件,一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二是重要领导在此活动时间较长;三是在此作出了重大决定和有重大事件发生等。

安源和铜鼓在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地方进行了秋收起义的积极准备,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亲临了这两个地方。安源尽管召开了安源会议,但其会议内容主要是传达沈家大屋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同时“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10),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安源的时间非常短,不可能在短短几天时间作出非常重要的决定,同时“师委会”没有一人参加安源会议。我们不能因为参加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后来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就确定安源是中心。事实上,安源应从属于长沙这个中心。尽管毛泽东同志在起义前夕到达了铜鼓,但秋收起义所作出的重大决定不是在铜鼓作出的,毛泽东同志到铜鼓只是组织实施沈家大屋会议和安源会议精神,而并非将指挥岗设在铜鼓,同样毛泽东同志在铜鼓活动时间非常短,铜鼓中心说也不成立。

笔者认为,秋收起义的指挥中心当时有两个,一是长沙,彭公达和毛泽东自武汉回到长沙后,在长沙积极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湖南省委围绕秋收起义召开了沈家大屋会议和8月30日、1927年9月5日的省委常委会议等,多次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并研究了土地问题、旗帜问题、军队问题等(11)。长沙中心论毋庸置疑。第二个中心是修水,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在修水活动近一个月,在山口会议上组建了我党的第一支工农军队,并成立了“师委会”,特别是在修水设计制作了我党的第一面军旗,打响了秋暴的第一枪,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卢德铭在修水,师长余洒度一直在修水活动,余洒度以黄浦同学的身份到处活动,非常活跃,从国民党的兜剿鄂南共匪近讯也可知,“修水方面,系余洒度主持,与黄埔的暴烈分子广通声气,聚众二千余人,有枪千余枝,骚扰赣鄂交界各县,鸡犬不宁。”可见余洒度在修水为秋收起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从“两中心说”可知,秋收起义之初是两条线。一是由湖南省委领导下的湖南秋收起义,二是由中央军事部、江西省委、湖北省委领导下的江西秋收起义。《余洒度报告》中:“不久得通城刘某某同学转来鄂中消息云:鄂中所有动作,并得军部的通告,嘱我们积极准备。度乃将此意转先俊同志。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江西省委在其秋暴计划中提出“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斟酌各县的情形拟定秋暴计划如下:…………为指挥与联络的便利,应规定暴动的起点,这起点必须是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的地方。兹拟定赣北的修水为起点,影响邻近各县与各县的联络,赣西以永新为起点,赣东临川为起点。在上述暴动起点的各县,省委应派得力的同志或临时组织前往准备暴动工作,并指挥邻近各县的暴动工作,同时须与省委发生密切关系(设专员交通,约密码电话)。在农军势力统治的县份,如修水、铜鼓等应即马上实行捕杀豪绅及反动派,没收大地主土地,建立农民政权,占据财政及交通机关,无限制的扩充兵力,解除反动武装,用革命委员会分会的名义发布政纲宣言…………影响邻近各县以至全省,与湘鄂邻近各县暴动势力联合。”(12)由于卢德铭于1927年9月9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带回了中央军事部的指示;毛泽东同志1927年9月10日赶到了铜鼓,两条线并成了一条线,成为了湘赣边秋收起义。铁心的《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余同志是出于意外的,想不到半天云里又来了一个命令他的人,心中总有点东西不能吐出,对于党权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声。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也反映了当时两条线并为一条线之史实。《访问宋任穷记录》中宋任穷回忆:“回我们部队团部后,同志们告诉我,毛泽东委员来了,现在是由毛委员领导。于是我把信和一些银洋(剩下的)交给了毛委员,并向他作了简要的汇报。”说明宋任穷离开部队之前,浏阳农军不属于毛泽东同志领导,回到部队后,才由毛泽东同志统一领导的。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13)实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却未组织实施,从这里也可说明当时分属两条线指挥,造成信息不畅,指挥不统一,导致起义之初的失利。正象林育南在回忆中所分析的:“据我个人的感觉,此次的失败是因为:一、负责人指挥此次暴动不坚决不敏捷,有观望期待的心理;二、党的组织及机关不合于紧急斗争的需要(如彼此不接头,消息不灵通,指挥不统一等);三、对群众的宣传太缺乏;四、军事的准备太薄弱。”(14)

关于军旗问题和编师问题

第一面军旗问题和编师问题体现了秋收起义不同于其它起义的特点,此两件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但至于由谁指示制作军旗、由谁组织编师仍是众说纷纭。

在许多权威论著中均持毛泽东指示制作军旗的观点,理由是毛泽东提出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15)。笔者认为此说有些牵强,从见证者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的报告或回忆中均没有设计制作军旗的记录。参加了安源会议的潘心源在其报告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述,也没有找到毛泽东关于军旗问题对警卫团作指示的史料。同时,当时湖南省委既然有制作军旗的动议,也就会安排在长沙或安源组织设计和制作,没有必要在江西修水付诸实施。16)或为“师委会”内部决定,陈明义回忆:“我记得为了制作工农革命军五角星斧头镰刀军旗,真是左画也画不好,右画也画不好,左拚右拚凑合而成。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同时,我们想取缓兵之计,集中精力练兵,所以又做了一面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旗帜,以省防军的关防印信盖税务收据,还造具全师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以迷惑他。”(17)笔者倾向于由“师委会”内部作出的决定,既然中央在8月中旬已指令组建工农革命军“2、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18)中央给湖南的指示自然也会给湖北和江西。部队的名称要改,原来的旗帜自然也就作废了,何况当时警卫团也是人才荟萃,“师委会”自然会想到易帜问题。当时任参谋处长且亲自参与军旗设计的陈明义的回忆应该是准确的。

要制军旗,必须先编师,否则旗上的称呼没办法确定。既然编师还在前,自然也应与湖南省委无关。如前所述,湖南省委和警卫团、平浏农军联系上,有记载的只是1927年9月7日和1927年9月8日。至于编师问题,警卫团的领导酝酿很久,8月初,警卫团驻武宁时遇平江农军,且掌握了浏阳农军的有关信息,就有了编师的想法,“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在瑞州,听说贺、叶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的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19);余洒度“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20)特别是“在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21)由于卢德铭带回了中央的指令,最后促成了山口编师会议。何长工对此事作了详尽的回忆,“起义前夕,师部在修水的山口主持召开了一个‘山口会议’。我虽然没有参加,但是我清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整编会,会议决定将原警卫团的一个营由伍中豪同志率领充实第三团,加强第三团的基层领导,因为当时三团的战士还是能打仗的,但班排干部却有不少是地方的党政干部,在指挥打仗上还缺乏实践经验。”(22)至于名称问题,肯定不仅仅是“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那只是掩人耳目的称呼。“但对外要向修水收税,就不好用工农革命军名义”(23),而对内则叫“工农革命军”。另外,铁心的记述也可找到佐证“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复写了一封口号式的长信给邱国轩,谓在咸宁的王天培部,已经是我们一道了,劝他同他们编在一起,作为第二团。……于是我们的余师长便封为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一师师长。”(24)

许多观点提及安源会议编师,但都是推测所至,并没有这方面的回忆文章和资料介绍。安源会议的参加者潘心源在其报告中,对安源会议作了详细报告,但也没有编师的介绍。没有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就推测安源会议上进行了编师是不妥当的。至于安源武装力量为什么被称为第二团,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泽东同志完全认可了山口会议编师,并将其所掌握的安源部队补充或纳入到第一师来,作为第二团;一是安源会议上重点考虑的是军事问题,并没有考虑部队编师,若已编好了师,部署进军路线时,不会直呼部队名称,只会宣布几团攻平江,几团攻浏阳。其实当时安源武装力量的叫法比较混乱,如《民国日报》中报道“醴陵至安源一带,因萍乡共党军队大肆猖獗,除攻克萍乡以为根据外,并于前日有全副武装共党军队一千余人,侵入湘境醴陵阳三石车站,扑攻醴陵、攸县,系打第三军第一师旗帜。”(25)而继山口会议编师后,在文家市会师会上,前委又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重新确定了部队序号,至于第二团的叫法可能应是在文家市会师上。标志着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真正的产生,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1927年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1927年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1927年9月9日。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并告右令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1927年9月9日。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又云: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1927年9月9日。事实上1927年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1927年9月11日向平江进军。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毛泽东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率先于1927年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我们今天研究秋收起义,并不是有意抬高一个地方,贬低一个地方,而是通过研究,还历史以真实,更好地纪念秋收起义,学习秋收起义精神。江西境内秋收起义爆发于三个地方,这些地方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三地之间,要加强合作,共同推介秋收起义,发展红色旅游;要以红色为纽带,加强三地经济社会的合作,像八十年前那样,精诚团结,合力推进,实现老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注释

(1)(4)(5)(6)(8)(28)(29)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2)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1927年8月9日);

(3)中共湖南省委来信(1927年8月30日);

(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1年10月27日出版。P38,五大前,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中共安源地方委员会,书记刘昌炎;P63五大后,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夏曦,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蔡以忱;P76,1927年8月至1928年6月,中共湖南省委员会,书记任卓宣(后彭公达等),中共安源地委,书记宁迪卿。(9)(10)(19)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11)(15)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12)江西省委对于秋暴的计划(1927年9月);

(13)(20)(27)(31)余洒度报告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

(14)林育南报告赴湘经过报告(1927年9月22日);

(16)(21)(22)何长工《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

(17)(23)陈明义《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18)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24)铁心《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

(25)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9月20日);

(26)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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