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词好句 > 蒋桂英

蒋桂英

逃荒卖唱的小姑娘蒋桂英1935年出生于湖北天门马湾镇蒋湖村。五六岁时的蒋桂英大年初一出去讨饭时,从田埂上摔到水里,被救起后高烧不退,无钱买药,母亲蒋刘氏就把牛粪煮成水哄她喝。不知是不是牛粪汤起了作用,蒋桂英的烧真的退了。后来又打过摆子,得过肺病,均不治而愈。她的生命像草根一样顽强。蒋桂英聪明伶俐,受姐姐熏陶,曲词记得快,像“十二月花”、“秋香”、“陈世美不认前妻”等等。长长的唱段唱得顺顺溜溜,让家人外人无不惊奇。她是武汉音乐学院外聘教授,并被称为“评委专业户”。

“太阳一出笑呀呵呵(哎),笑呀呵呵(哎),我开口就唱幸(哪)福歌(哎),幸(哪)福歌(哎)。天上云彩千(哪)万朵,社里新事实在多……”在湖北,年纪稍长的人,没人不知道蒋桂英,没人没听过她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幸福歌》的。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把湖北民歌唱响北京的第一人,其从艺生涯是从逃荒卖唱乞讨开始的。

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每年夏天发大水,出外逃荒的人成群结队。父亲蒋方洲肩头的箩筐一头挑着年仅半岁的蒋桂英,一头挑着锅碗瓢盆,带领全家沿铁路往南方乞讨。父母会点民间工艺,用竹子和纸做些小玩意,合起来像扇子,打开像朵花,插在稻草棒上,招惹好奇的小孩子们。哥哥蒋再兴用糖糊画出各种图案出售补贴家用,而大蒋桂英8岁的姐姐蒋再英则跟着湖南难民曹师傅学卖唱,担起全家生活的重任。

1944年乞讨到湖南芷江,逃荒途中生下的弟弟死于瘟疫,蒋再英得了天花,临终嘱托妹妹接下肩上的重任。于是,8岁的蒋桂英顶替姐姐打三棒鼓,唱小曲乞讨。

乞讨到贵州,父亲死于烂疮。进入昆明不到一年,全国解放。卖唱被禁,14岁的蒋桂英进入文艺社,第一次站在台上展示歌喉,第一次有了“演员”的喜悦和自豪。

1950年底,尽管文艺社的叶连长不愿失去一根台柱子百般挽留,思乡心切的蒋桂英还是随母亲哥嫂及小侄儿乘敞篷车回到天门老家。全家出门逃荒的8口人,有5人死于异乡。

把湖北民歌唱到全国

蒋桂英回乡后进了小学读二年级。她不会种田,栽秧常被人“困笼”,遇上“牛蚂蟥”就心惊肉跳。她特别怀念文艺社简陋的舞台,常常暗自叹息农村埋没了一副好嗓子。她向往到城市去,圆她的唱歌梦。

1953年4月,蒋桂英终于盼来了幸运之神。湖北省民间音乐舞蹈曲艺会演前夕,中央民间音乐调查团的静仪、省里的彭南在区文化干事孙其康的引领下,来到蒋桂英家里,问了情况,听了试唱,三人一致同意她参加会演。

蒋桂英由区唱到县,再唱到省里。领导、专家一致认为她年轻,“本钱好”,有发展前途,决定留下她。那时家里很穷,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子,家人想方设法凑了2万块(现2元),找分得地主浮财的村人买了一床旧线毯,上穿大襟红衣,下穿蓝裤,拎着仅装一件换洗衣服的小木箱,走进位于胜利饭店附近的中南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正在筹备的中南广播乐团的储备歌手,与音乐编辑陈一苹和贺之圭两位大姐同居一室。蒋桂英被送到业余干部学校学习初中文化。她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遇上早晨6时到8时的课,就5时起床,由宿舍走到江汉路去上课。她学习十分勤奋刻苦。8时下课后,又赶回电台配合陈一苹、贺之圭整理她的唱段。她俩常抽空教她乐理。偶尔演出唱唱革命歌曲《王大妈爱和平》、《桂花开放幸福来》等等。那时到处演出没有专车接送,公共汽车就几条线路,完全靠步行,常常深更半夜才走回宿舍。

1954年,湖北省戏曲会演,蒋桂英“客串”演唱《放风筝》,颇受领导赞赏,被借到武汉市工人文化服务队,唱遍武汉的建筑工地。她脑子里的曲子多,“旧瓶装新酒”,看到什么唱什么。这正是武汉人民抗击特大洪水的一年,蒋桂英在张公堤上参加挑土筑堤,一声吆喝:“休息一会,我给大家唱歌。”圈子一围就唱起来。一天要唱十几场,名气在防汛大军里传开了,都知道有个小姑娘的歌唱得好听,收工时,常有人拦着她不唱不让走。她说嗓子哑了,大伙说哑了我们也爱听。蒋桂英怀着翻身感、光荣感拼命唱,结果把嗓子唱哑了。

1955年被电台领导接回,因广播乐团成立不起来,蒋桂英被调到口工人文化宫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她渴望继续深造,龚馆长是搞音乐的,十分支持。幸运之神再次降临,1956年中南音专(现武汉音乐学院)向工农子弟开门,接受了仅有初中文化的蒋桂英报考。别的考生也有嗓子好的,却比不上会唱很多民歌的蒋桂英有特色。负责招生的林路杨匡民等决定将蒋桂英作特殊人才招进,当研究生,边学习,边研究。童年的不幸经历给蒋桂英带来了幸运。

进入音乐殿堂后,蒋桂英师从徐厚雄学钢琴,跟叶素学声乐,听廖宝生和张玉梅的和声乐理课,接受正规化系统训练。同时去外地采风,博取众家之长,使她的艺术实践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她纯朴、甜美、清纯的风格和叙事性特色的演唱,显示出继承传统文化标新立异的特殊价值。

1958年,蒋桂英与陈登州(曲艺)、付凤兰(小曲)一同进京参加全国民间音乐曲艺会演。蒋桂英的民歌进入怀仁堂汇报演出,虽然服装不漂亮,化妆缺乏技巧,但她演唱的《回娘家》、《火烧粑》具有浓郁的湖北民歌特色,清悦甜润的嗓音让京城观众耳目一新。她像一朵灿烂的礼花开放在北京的上空。周总理接见时听说她是研究生,吃了一惊,鼓励说:“不错,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1960年夏,毛主席在武汉听她演唱《幸福歌》后说:“你唱的湖北民歌《幸福歌》很好听,很像湖南的花鼓调咧。”

怀仁堂一鸣惊人后,蒋桂英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出席了全国文教卫群英会,出席了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被誉为“人民的歌手”。

文化大革命中,蒋桂英被打成“三名三高”人物遭批斗,把她整理的曲谱和几件布拉吉抄去办了个“贫农的女儿现在的蒋桂英”展览,说她“修了”。让她最痛心的是,唱八仙过海之一的《韩湘子》和《反照花台》两首优美的曲谱散失,无法流传下来。她还差一点遭受灭顶之灾。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主席与江青来武汉住在东湖梨园,蒋桂英随几位演员去陪舞。因见到江青的一身穿着十分反感,心直口快的她跟本团同去的鲍某和另一位同事说:“我对江青印象不好。”文革中,那同事顶不住“大揭发”的风向,要蒋桂英赶紧“主动”交代说过的那句话。蒋桂英找到军代表家里,军代表说:“谁对谁都会有个印象,这算啥事?交代什么?人家揭发,你就说没说嘛!”没有军代表和鲍某的保护,蒋桂英必成“文革”牺牲品

1976年拨乱反正,蒋桂英当上了“省歌”的副团长,4年后升任为团长。1983年,在文艺界改革的声浪中,市说唱团解散,“省歌”四分五裂,也面临解散的威胁。蒋桂英和班子成员有胆有识,决定把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罕世文物编钟搬上舞台。文化厅仅仅给了五万元经费,并在合同中规定,做成了钱不用还,做不好扣承包负责人的工资。而此时的蒋桂英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她和爱人,除去每月给婆婆必寄的15元生活费,剩下的要对付五口人(两个孩子一个保姆)的生活,连买一棵白菜也要犹豫。为了“省歌”能生存下去,蒋桂英和同仁勇敢地承担了风险。

当年5月,集楚声、楚韵、楚风、湖北民歌、小曲、曲艺综合艺术之大成的《编钟乐舞》,在湖北剧场首次亮相,艳惊四座。为寻求推向全国的机会,请来北京4位专家审查节目,专家大为震撼,积极疏通渠道,使《编钟乐舞》获得进京献礼演出的机会。名不见经传的《编钟乐舞》一炮走红,声震京城,一连演出20多场,几年内在国内外共演出500多场,创造了歌舞剧的奇迹,也挽救了“省歌”。蒋桂英由此从一个出类拔萃的民歌演唱家迈进成熟艺术家行列。实现了这一辉煌后,1990年,蒋桂英从团长位子上退下来。

蒋桂英当年会唱近百首民歌、小曲、小调,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让她收集的许多优美民间曲谱遗失,如今手上仅存二三十首新老民歌资料。这是她最感惋惜的事。已年过七十的蒋桂英,身体状况较差,却仍然活跃在歌唱领域。许多学声乐的学生找上门学艺,蒋桂英热心收徒。她希望自己的艺术生命能在新人身上延续。 [1]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好词好句 www.9512.net

copyright ©right 2010-2021。
好词好句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犯请联系客服。zhit325@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