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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郁文

卢郁文(1900.12.101968.11.6),原名卢光润,字玉温;又名光润;河北卢龙木井镇人;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堂英语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员、教务主任,河北省政府科长;1929年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31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副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68年因病去世。

卢郁文(19001968),原名卢光润,字玉温;又名光润;河北省卢龙县木井镇卢柏各庄人。

1922年北京高等师范学堂英语系毕业后,任中学教员、教务主任,河北省政府科长。1929年留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31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师,民国大学教授,河北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编审,军事委员秘书,粮食部参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

1949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到北平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副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务委员。是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

1968年11月6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1]

卢郁文早年加入国民党,曾满腔热情地投身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在迷茫中留学英国政治经济学院;他在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同时,也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回国后到北大等学府从事教育事业;抗战蜂起,他为赴国难弃教从政,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做物资工作;抗战胜利后,他任国民党立法委员,曾上书蒋介石敦促当局停止内战、实现和平,被张治中选为国民党和平代表团秘书长;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秘书长助理。

1957年,卢郁文因为一封匿名信,成为反右斗争的新闻人物:1957年6月6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国务院举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揭露有人写匿名信给他进行辱骂恐吓并当场宣读了这封匿名信。

第二天,《人民日报》披露了这件事,第三天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引用了“匿名信”部分内容进行批判,这就是“匿名信事件”大致经过。

从表面上看,这个事件是“反右运动”的导火索转折点。自“匿名信事件”后,局势为之产生了急剧的变化,从良性的方向转向了恶性后果。

但实际上,早在5月15日时,毛泽东已经写作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向全党发出了“钓鱼”的党内指示,号召要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不过是发动反右斗争的一个借口而已,因此,这个事件,实际上的意义并不大。

卢郁文(19001968),原名卢光润,字玉温。1949年12月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二、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

1957年,他因为一封匿名信,成为反右斗争的新闻人物。

卢郁文,1900年12月10日生于河北省卢龙县木井镇卢柏各庄。出生时,19世纪还剩下21天,因此他正好与20世纪同龄,也和所有同时代的中国人一样,遭受了20世纪以来贫弱的中国所罹的一切灾难和痛苦。他在一篇自传的开头写道:八国联军打进中国,京奉线中国军队全部撤防,我母亲肚子里怀着我到西山避难……“生于忧患”,忧患意识就成为了日后他爱国图强的胸中火种。

卢郁文祖父那一代,曾是一个殷实大户,门额上悬着一块不知谁赠的“一方善土”的匾,门外是一个很宽很高的石台,在乡下可算是气派的了。卢家在木井镇上开有药店,还有钱庄。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户人家里,即使在其鼎盛时期,老老小小却过着一种难以使人相信的、极其吝啬的苦行僧式生活。

卢郁文的祖父是个非常节俭的人。给他打洗脸水,他先用双手掌心朝下往铜盆里试,倘若水面的高度超过手背就要骂人:“要这么多水干啥,这么不会过!”冬天的洗脸水,因为需要加热,洗完后就又给儿子、孙子洗,直到最后那点水变成了猪胰子(用猪的胰脏和碱捣制而成的肥皂,故以后把化学工艺制造的肥皂叫“洋胰子”)混着污垢的灰色浆汤。吃饭,常年吃的是退壳不全的高粱或小米稀粥就咸菜疙瘩、小葱醮大酱,偶然吃一顿“豆腐汁”(黄豆磨成碎浆去渣蒸着吃),上面撒上几颗虾皮,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也绝不见荤腥不见油。只是在过年时一个人才分到一块二指宽的肥肉,另煮一大锅渍菜(腌酸的大白菜)汤,用动物蜡在汤里涮一下,使之浮起一层油星。馋极的孩子们都争先舀汤吃晚饭,却迟迟舍不得咬那块肉,你看我我看你,小心地咬一点,抿一抿,恐怕自己先吃完了干看着别人吃。卢郁文暑假回家,要挑水、放牛,还要到邻村去卖葱。怕他不识秤,父亲还要预先称好4两、2两一扎。

祖父规定,六个儿子家每家只能有一个男孩子上学,这一“法定”名额自然就落在了作为长子的卢郁文身上。小学在村里念私塾,毕业后到卢龙县的永平府中学(今天卢龙中学的前身。李大钊也在该校读过书,比卢郁文早10年)读书。这时正值民国初年,新制学校不多,一个乡下孩子能进县城上“洋学堂”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临行前,母亲特为他单独拆做了一床棉被(原先是兄弟二人合盖一床),连夜赶做了两双布鞋,送儿子上路。

上永平府中学,一是近;二是他的三伯在那里教书,有个照应。三伯的两个儿子一个比他大一两岁,一个比他小一两岁,由于爹是教员,破例都跟去读书。三伯望子成龙,每天晚上都给两个儿子开小灶补课,却不通知卢郁文参加。卢郁文知道后,就自己搬个小板凳坐在灶炕屋偷听,热天常常被蚊子在腿上叮出许多大包,也不敢弄出声来。结果,学习成绩倒是大大超过两个兄弟,每学期都考第一。最后,卢郁文考取了大学,而三伯的两个儿子却没有冲出农村。古话说“寒门出贵子”。卢家实非“寒门”,但那种特殊条件、特殊环境却与寒门无异。

后来,卢郁文在教导自己的子女好好读书、节省花钱时,常常以带着辛酸无奈和激励的口气,回忆他每学期开学前跟他爷爷要学费的情景:明天要上学了,学费还没拿到手。走到祖父门口不敢进,又回去;再去,还是不敢进,又回去。如此在门外徘徊半小时、一小时。挨是挨不过去的,最后硬起头皮说明来意,迎头而来的是一顿训斥:什么我挣这份家业不容易啦,你们念书不晒不淋不知辛苦啦,像你这么大谁谁家的孩子都去“住地方”(即到外地店铺里当学徒店员)啦……然后一笔笔算,学费、杂费、宿费、伙食费、课本费,加起来折算,竟相当于几亩地的收成,心痛不已。骂完数落完,手一挥:回去睡觉吧,明天再说。第二天早上并没有给钱,而是叫人牵着一头驴子驮上一驮子自产的白薯粉丝,和他一起步行到县城卖掉,从粉丝钱中扣除钱给他。这样的事情,每学期开学前都要重复一次,尽管早已稔熟了祖父训斥的内容,但那威严的气势总是令他每次踌躇颤栗不已。

1917年,正在上高二的卢郁文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按老式习俗结婚了,妻名万淑云,与其同庚,生日大4个月,是安山(今九龙山)万庄子一户贫农的女儿,小脚,没念过一天书。从过门那天起,妻子就挑起了伺候公婆、糊食喂猪、纺线织布、缝衣做鞋等全部家务重担,还要下地做活。虽然后来二弟三弟陆续娶妻,但二弟媳不几年就离婚了,三弟媳年纪轻轻的就去世了,一揽子家务仍由万氏一人承担,一直到她43岁离家携子女外出寻找丈夫为止。在这26年中,卢郁文由中学到大学,当教师、参加北伐、出国留学、抗日流亡,从一名少年学生成长为教授、高级官员,与妻子只有不到6年的连续相聚。文化、地位的悬殊和长时间分离,并不曾淡化两人的结发之情。特别是抗战的前6年,卢郁文一人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又由重庆到河南,生活和精神上的孤寂可想而知。多少像他一样有些地位的人都讨了“抗战夫人”,也有不少朋友劝说其效尤,并且热心作媒,他终未所动。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我如另组家庭,势必对父母是个打击,对妻更是致命的打击。”日记里还具体地记述了介绍给他的有名有姓的女性。那时他只有40岁上下,有地位有文化,法律又不干涉,但他还是克制了。严格的自制和长年的孤寂,换来的是道义和忠贞胜利的慰藉,避免了家庭的分裂。

1918年,卢郁文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永平府中学毕业,摆在他面前有两条出路:一是到木井自家开的济生堂药铺管账,一是升学。这时祖父发话了:“上大学,咱家供不起,考得上不要钱的大学你就去。”卢郁文志在升学,孤注一掷报考免费的北平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英语专业,居然一试即中。上大学,是以其父为家长的一大家和以他自己为家长的一小家生活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进入北平高师,虽然不必交钱,但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还是向他压来。尽管在永平府中学考第一,但到了大学,英语还是跟不上。大一用的英文课本是原文的《鲁滨孙飘流记》,都是用英文讲,卢郁文听不懂,叫起来答问自然不知所云,老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Poor man!(可怜的人)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下决心即使拼命也要赶上去。他把课余时间都用上,课前先查字典,把生词用铅笔在书页上注出来,课后又和同学对笔记。如此勤奋努力,学期末考试终于及格。在逐渐习惯了这种教学法后,学英语就轻松了,从第二学期起,他就在班上考第一名,直到毕业。

那时的大学生兴穿长衫。卢郁文仅有一件蓝士林布长衫,穿脏了只好下午课后洗,到睡觉时干不了,就用两只手拎着在宿舍门前来回奔跑,直到基本上吹干翌日能穿为止。往家里写信为了省几分钱邮票,都用明信片。他还给孩子们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一位同学是北洋政府一名副总长的儿子,星期日邀他和另两个同学去他家里,进门后发现卢郁文不见了,原来是被门卫当做听差(仆人)留在门房了,弄得那位副总长的儿子十分尴尬,训斥了门卫一顿,连连道歉。卢郁文常常以这个例子教导子女:要注意学问,不要讲究穿戴,不要以衣帽取人。

当时北京高师规定,学习前三名者可以留校任助教或到师大附中任英语教师,卢郁文选择了后者。对此,他解释说,他学英语是为了掌握一种外语工具,然后借助这个工具研究其他专业,而在大学任教意味着要一生把英语作为专业。从1922年到1926年,卢郁文在师大附中当了近4年的英语教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年的学生有的当了将军、大学校长、省长,还来认他们的“卢老师”。

在这4年中,中国的历史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共产党成立后很快登上了政治舞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黄埔军校建立,东征、北伐,孙中山逝世……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知识界动荡分化。国民党当时还正当新生上升的阶段,许多知识青年心向往之,不过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国民党还处于半地下状态。1925年,卢郁文在北京秘密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夏,卢郁文经由国民党北京市组织的安排,到湖南投奔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蔡廷锴部任政治部宣传科上校科长。

北伐军沿京广线北进,连克衡阳、株洲、长沙、岳阳,1927年初打到武汉。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剧烈的大动荡,蒋介石、许克祥先后在上海、长沙发动了以“清共”为目的的事变。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公开与蒋携手反共,即所谓的“宁汉合流”,这在北伐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人们面临两种抉择:要么留在“清共”后的部队里,要么跟随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西进到九江、南昌。卢郁文当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也没有与共产党有过密切接触,对局势颇为迷惑。他回忆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宁汉合流”前,一般都倾向暂时还与共产党保持合作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但当企图刺杀清帝国摄政王、被捕时高吟“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悲壮诗句、当时具有很高威信的汪精卫也竟然与蒋携手时,很多人,包括他自己就不知何去何从了。这样,卢郁文与一帮与自己同样迷惑的朋友离开了北伐军,到江苏滨海创办了一所东海中学,自己任教务主任。

汪精卫与蒋介石的联合,使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接着,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易帜”。国民党暂时统一了中国。河北的国民党组织属于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有反蒋倾向的“新中”派,他们得知北伐军中有一批流浪在外没有跟蒋走的国民党员,便召他们去省政府任职。卢郁文在教育厅任第一科科长,第二科科长名字叫杨秀林(后更名为杨秀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高教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卢与杨在20年代初结识,一直是好朋友。

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选送一批有大学学历的国民党员去欧洲留学。卢郁文担心陷入派系,放弃了公费留学,转而向朋友借了8000元,自费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杨秀林去了法国。

在伦敦,卢郁文住在一个工人家里,生活极其拮据。在巴黎的杨秀林得知此情况后,每月寄一些钱给他,两人的友谊可见一斑。“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难危急,同时贷款用尽,卢郁文不得不在还差几个月就可拿到硕士文凭的时候提前经由欧洲大陆的法、德、波、苏回国。同行的还有和他同去英国的三位老友和同乡马洗繁、崔敬伯、高文伯。卢郁文在英留学期间,深感个人的人格尊严与祖国的强弱直接相连。走在伦敦大街上,人们常对中国人投以蔑视的目光,若有时被误认为日本人反被尊敬三分,这就更加激起了他的爱国思想,立志奋发图强。

从英国回来后,卢郁文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河北训政学院(商震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天津法商学院等校教授经济学。在法商学院任教务长时,杨秀林也从法国回来在该校任教授。当时杨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因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鼓吹抗日而两度被捕,卢郁文和几位朋友奔走设法把他营救了出来,两人友谊更加深厚。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后,卢郁文化装成商人,转道天津奔赴南京。全面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卢郁文在抗战爆发时弃教从政,参加抗战,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到南京后,卢郁文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编审,任务是从事政治经济法规条令的起草与编纂工作。1937年底南京陷落前,又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最后迁至重庆,先后任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处主任秘书,全国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等职,1942年调河南任粮政局长。当时的河南,开封、郑州早已落入敌手,洛阳在铁路线上也是日寇必争之地,因此省会设在鲁山县(今属平顶山市)。

国民政府当时虽然只占有半个河南省,但这个粮政局长却是很不好当的。河南历来是个穷省、苦省,当兵的多,讨饭的多。因为河南历来有三大害:水灾、旱灾、蝗灾,1941年、1942年正赶上这三大灾害连续肆虐。另外,按当时的军事划分,河南处于几个战区的交汇点,汤恩伯、蒋鼎文、李宗仁等是各战区的司令长官,各战区都要跟省粮政局要军粮。老百姓连麦麸、红薯藤都吃不上,哪里有粮食?可是军方却不管这些,“抗战第一”的口号谁也不敢拗。为此,汤恩伯于1942年秋专门在洛阳宴请战区和河南省的军政要人。宴会甫始,汤就公开宣称,“今天我请客,是为了向卢局长要粮食”,向他施加压力。卢郁文回到鲁山急得生病,向省政府提出并实行了按田亩征收军粮的办法,这实际上就是把交军粮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大户(地方乡绅)身上,这就引起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联名控告。卢郁文虽有一腔抗日救国的热忱,但粮政局长这一职务却再也无法继续担当了。

1944年初,卢郁文到重庆,坚决辞去了粮政局长的职务,改任国家总动员委员会物资处长(后改为审议处)。这个委员会是一个战时的临时协调性机构,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管事的秘书长是曾任经济部长的张厉生。卢郁文在这里干了不到一年,又被调到新疆任财政厅长。

1944年,日军在缅甸和太平洋岛屿上遭到沉重打击。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急欲以中国大陆为依托巩固其对东南亚的占领,发动了打通南北交通线的军事大进攻,首先就从攻占河南国统区开始。汤恩伯的部队不战而溃,不到一个月,洛阳、鲁山、许昌、漯河、叶县、宝丰等一大批铁路沿线和附近的市县沦陷,先前由卢郁文苦心征购的500万担军粮几乎全部落入敌手。他为此连连叹息,既可惜他的苦心孤诣付诸流水,又气愤汤恩伯的败兵失地。

卢郁文到新疆去是奉蒋介石的命令统一整顿那里的财政、金融和田赋管理。新疆原是土皇帝盛世才统治着,多年来自搞一套。蒋介石把他请到重庆担任无实权的高官,派吴忠信当新疆省主席。卢郁文去后,身兼财政厅长、田赋粮食管理处长和新疆银行董事长等职。后来吴忠信卸任,由张治中接替,卢郁文是诸多厅长中留任的一个。

卢郁文在新疆期间,家乡传来消息说,日军由木井出发“扫荡”柏各庄一带的八路军,他的母亲被日军打死。卢郁文是个极孝顺的儿子,闻此噩耗,悲恸欲绝,几天不思饮食。为了寄托哀思,他自设灵堂祭奠。省政府的大小官员闻讯纷纷前来吊唁,灵堂里挂满了各色挽幛。祭奠完毕后,卢郁文命人把挽幛的落款收起来留下,把挽幛又一一送还挽者。其清廉乃至于此,今日恐亦少见。

卢郁文在新疆一年多,完成了蒋介石交代的任务,与张治中合作亦甚为融洽。翌年抗日胜利,卢郁文认为自己已实现了最初参政的初衷投身抗日,就坚决辞职返回南京。张治中多方挽留未成,临行时让他带了一封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南京后即派人把卢郁文夫妇接到自己的官邸居住。张治中在给蒋介石的信中称赞卢郁文“品学兼优,堪以重任”。因此蒋介石一见卢郁文即提出让他去任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或东北经济委员会主任(此职后为蒋经国担任),卢郁文一一婉言谢辞。蒋介石不甘心,后又派人去问:“卢先生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蒋先生可以帮助解决。”他否认有什么困难。此后,他找到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谋了一个参事的闲职,意思是脱离政治圈子搞点经济建设。1947年国民党“行宪”,搞“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经济界人士需要在立法院有代言人。卢郁文通过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的关系,以国民党遴选提名的方式在河北冀东一带参选,当上了立法委员,算是脱离了政府系统,转入从事立法监督工作了。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呼吁和平”,声明“对个人进退无所萦怀”。卢郁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这一文告是诚意求和而不是于军事失利之后的政治攻势。如其是政治攻势,则不但和平无望,即军事亦必垮的更要快些。”正如毛泽东后来在《评战犯求和》中所说的那样,蒋的这个文告的发表以及紧接着的“下野”、“引退”到奉化溪口,把李宗仁推到台前,放出和平烟幕,目的是一方面为了缓和空气;一方面是力图喘息,争取美援,积极备战。这一点,当时在南京的许多国民党人士包括卢郁文也都看出来了。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接着写道:“马蕴华、王觉民、于永滋夫妇相偕而来约我到外边走走,只好随行,到李德邻、徐次辰、徐可亭处均各留名刺,最后到于右任处谈谈和平。右老颇不以总统发表文告为然,对文告文字亦多不满,深以总统昨晚不容大家研究修正为憾。永滋问:‘这个文告可能发生什么反响呢?’右老说:‘共产党臭骂一顿,我们大家随便谈谈而已’。”

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国民党阵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早已对蒋介石失去信心,认为内战打下去没有前途,希望早日实现和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洞察到这一点,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国民党中主和派、民主派人士,使他们逐步站到革命队伍这一边来。从北平、湖南的和平解放,直到李宗仁于1965年海外归来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都充分证明了中共统战政策的正确和胜利。

在立法院时期,卢郁文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奔走和平;一是主张抑制豪门(即官僚资本)。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立法委员组织了“星期四座谈会”和“自由座谈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研讨所关心的问题。1948年下半年,卢郁文曾上书蒋介石敦促当局停止内战、实现和平。当时的立法院,主和派与主战派的争论(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渡江之前,南京岌岌可危,立法院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主要集中在立法院是迁广州还是留南京上)。一日比一日激烈。卢郁文是坚定的主和派,反对内战,反对成立“戡乱委员会”,主张接受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把立法院留在南京。另一方面他同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策划拖延和阻挠蒋介石把资源委员会下属工厂矿山设备拆运台湾。他的这些行动,引起了特务的注意。有一次他和另一位立法委员李峰(建国后在交通部任职)乘汽车外出,在发现被特务盯上后,卢郁文灵机一动,命令司机把车开到京沪卫戍司令部,假装拜访汤恩伯司令。汤问他们主张立法院留还是迁,他们毫不遮掩地说主张留。汤问为什么,他们说:“有汤司令在这里保卫南京和上海,我们还怕什么?”汤听了哈哈大笑。从司令部出来,汤送到大门口,他们上车时发现原来跟踪的小车已不见了,两人互视微笑,庆幸这次机智脱险。有了这次教训,卢郁文以后行动格外小心,并且专门到印度驻华大使馆拜会大使梅农,提出紧急时刻到大使馆避难的请求。由于梅农也在英国受过教育,卢郁文也在英国留过学,两人有共同语言,而且梅农也主张中国停止内战,就欣然同意了。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南京政府同意在中共中央所提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中共和谈,组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卢郁文因其主和的政治倾向和张治中的举荐,被任命为代表团秘书长。3月31日,卢郁文率秘书、报务员、通航代表、通邮代表刘仲华、张丰胄、张月超、周光宇、杨公庶、任实华、陆锦堂、雷仲仁、梅贻藩9人先期到达北平。卢郁文登机前还曾亲往李宗仁、张治中、何应钦处请示,李只说了两个字:忍耐。这是什么含义呢?实在耐人寻味。当时卢郁文回劝了一句:“除了和平,别无出路。”卢郁文上飞机时,女儿卢存心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外孙去送行。咿呀学语的外孙问外祖父去北平给他带什么礼物回来,外祖父说给你带“和平”回来,这回答或许可以说明卢郁文当时的心境吧。这时,他的儿子卢存学已在北平参军进入四野南下工作团。这天,卢存学中午吃过午饭从饭堂出来,看到一架飞机从上空掠过,心知是国民党派代表团和谈来了,因为日期正好,而当时解放区也没有客机。使卢存学大喜过望的是,在第二天看过《人民日报》后,得知那飞机上载的竟然是父亲一行。卢存学原在北平燕京大学读新闻系,北平解放后与南京家里就失去了联系,不知南京何时才能解放,自己一家会不会跟国民党政府流亡。

和谈代表团到北平的第三天,组织上派卢存学到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与卢郁文见面。到那里正好赶上吃午饭,只见餐厅门柱上贴着“拥护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对联”。入座后卢郁文给儿子一一介绍在座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人士。张治中见卢存学穿一身解放军军装,笑着说:“来呀,进步的儿子先跟反动的爸爸打一架。”引起哄堂大笑。当他知道卢存学学的是新闻时又打趣似的说:“好呀,你去接收吧,我们把报纸、通讯社、电台都交给你们。”这话虽是戏言,但也可见身为高级官员和首席代表的张治中也确信国民党是大势已去了。

午饭后,卢郁文要了一辆车和儿子同去二弟家。在车上,父子两人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对话:

“爹,我希望您这次要表态了。”

“我来和谈,本身就是表态,而且是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表态。南京传说,‘国大’代表判无期徒刑,立法委员枪毙。”

“不至于吧,共产党不会这样做。”

“至少和谈成功了我要失业。”卢郁文确实心情矛盾,奔走和平为主战派所不容,共产党胜利了又不知自己前途如何。

“既然谈和平,为什么张治中来北平前要去奉化请示蒋介石?你们不要再帮蒋介石讨价还价了。”

“这个,和你们的代表谈,不和你谈。”

在二弟家,卢郁文表达了自己今后的一些想法。他说,自己在南京,其他弟妹则在解放区,他无力照顾。至于他自己,无论和谈成功与否都不会再跟国民党到处跑了。他说,抗战跑了8年,那是没办法,是外敌入侵。现在是国内的事,国民党治理不好国家,就应该让给共产党搞嘛。在这里,卢郁文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置个人家庭得失安危于国家民族利益之后的应有的思想准备和气度。

和谈期间,为了使双方意见趋于一致,也为了融洽关系,争取人心,毛泽东分批接见了代表团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在回忆这次难忘的会见时,卢郁文是这样说的:

4月1日,我和李蒸一同被约去见毛主席。清早,汽车从六国饭店开出西直门,直奔香山双清别墅,一路上一辆辆小汽车从香山往城里方向开,心中不免纳闷。到了毛泽东的房前,经简单通报,毛立即走了出来,一边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伸出大手和客人相握。“两位都是大学教授,我才是中学教员呀。”毛泽东的幽默调侃无时不在。“毛先生起床这么早哇?”卢郁文问。“我还没睡觉呢。”这个回答使两人大吃一惊:原来他已工作了一整夜。怪不得路上那么多汽车,可能都是和他彻夜谈工作的中共要人。落座后,谈起了国内和平和将来的经济建设问题。毛泽东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打仗,我们也不愿意打仗,是没有办法才打的,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毛泽东又说:两位是学教育学经济的,建设国家要靠发展经济和教育。这话讲得既显示了一位领袖的高瞻远瞩,又像含有某种暗示。毛泽东还向卢郁文和李蒸询问有什么人可参加共同建设,卢郁文提到卢作孚、李书田、石树德等。毛泽东的谦虚、坦率、深刻、大度,能使初次谋面的对方须臾之间为之折服。

在结束了3个小时的会见之后,毛泽东招待两人共用午饭(江青作陪)。其间毛泽东谈到两个问题:一、双方军队暂维持现有名额,视将来国防需要缩编时,多余官兵必妥予安置,使从事于生产劳动。公教人员如需裁减时,亦同,使各得其所;二、新政协会议先成立筹备委员会,商讨参加人选标准及名额,此层将订入和约,希望立监委有人参加。

4月16日,黄绍、屈武持《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修正案》,由北平飞赴南京请示。在飞机场上,李维汉告诉卢郁文,已托黄绍带口信,如和平实现,李德邻可望任联合政府副主席,白崇禧的军队可望维持原编制不变。

在黄上飞机前,卢郁文托他带给立法院长童冠贤一封信,内致童及另外几位主张和平的立法委员,说明和谈经过,希望他们在立法院主张批准签字。

和谈谈来谈去,最后归结到两个焦点:惩办战争罪犯和解放军渡江。战犯问题本来很敏感也很尴尬,但中共留了一个“活话”,即“改恶从善”可以宽大处理,而且“无论何人”。最难的是渡江问题,这是本质,是症结。中共表示和也好,战也好,解放军一定要过江。代表团认为,中共的八项条件中有一条就是“改编一切反动军队和地方武装”,既然承认八项条件,这一条也该同意。但是,蒋介石干吗?李宗仁接受得了吗?当时国民党还据有半壁江山和200万军队呢。就看黄绍和屈武回去争取李宗仁签字的结果怎样了。

卢郁文的意见是原则上必须同意解放军渡江。他说,如不同意解放军渡江,岂不是但凭代表团三寸不烂之舌即可划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局面?但渡江的时间、地点和军队数量方面可以商量分期分批(国民党代表团同意卢郁文以个人名义提出请中共研究)。

中共规定的最后期限是4月20日,双方代表团在等待,全国人民在等待。

事实上,国民党代表团的成员们在4月20日这天晚上一直等到晚上10点钟,才收到南京拒绝签字的电报。大家失望至极,未等译电员把冗长的电文译完就都回房睡觉了。

和平幻想破灭了。4月21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下令“向全国进军”,4月22日晚11时,国民党代表团即与中共接洽,提出翌日返回南京。周恩来于深夜12时前往饭店做说服挽留工作,先找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谈,后找卢郁文谈,直到凌晨三时始辞去。

4月24日,卢存学看到了一架大飞机从南飞来,他立即意识到事情不妙,连忙赶回代表团的新住地西总部胡同孙连仲的公馆。待匆匆走进去,只见张治中、邵力子等都在客厅里坐着,谈笑风生,还多了两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一点也没有走的迹象。

卢郁文走出来,把卢存学领进了自己的卧室。

“你们代表团打算回广州吗?”

“不。周恩来说,1947年,是你们把我们赶出了南京、上海,关闭了和平的大门,而我们希望和平大门继续敞开,国民党政府什么时候想谈可以再谈嘛。为此,国民党代表团曾专门给尚滞留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打电报,希望他们留在南京,解放军渡江后仍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惜这最后的恳切希望也最终没有实现。”

卢郁文还告诉儿子,南京来的飞机带来一封何应钦要求代表团回上海的亲笔信,五位代表共同签署了一封回信,说中共挽留甚挚,他们暂不回去。代表团中有两位秘书曾想随机回上海,但经卢郁文劝说没有走。代表团成员就这样全体留在了北平。

南京解放之际,卢郁文几次与南京家里通电话,得知老少平安。妻子告诉他,李宗仁离开南京前曾派人来询问家里有无困难,要送些钱来,妻子婉辞了,这也是秉承卢郁文的一贯作风。除了国事以外,卢郁文担心的个人的事,一是家人的安全,一是自己的前途,前者已释念,后者呢?就在周恩来挽留代表团时,卢郁文跟周说:“国民党对人民犯下了罪,我是国民党员,如果要治罪的话,我甘愿服罪。”周听了哈哈大笑:“卢先生说到哪里去了,将来国家的事还要我们一起商量呢!”周恩来以他那特有的爽朗和极富魅力的表情和手势化解了一个久处对立樊篱中人的疑虑。以后的一系列事实完全证实了周恩来的话绝非虚与委蛇,而是真心诚意:卢郁文的老父和妻子被接到北平;卢郁文被特邀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后又被任命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副秘书长,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

卢郁文在政务院(国务院)工作,很快就以他勤恳、缜密、认真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上下好评,办公厅曾发通报表扬,并发给他80万元(旧币)的奖金。1949年12月,卢郁文参加了民革。他积极参政议政,帮助处理国家大事。例如,1951年,翁文灏从法国回来,党委派他去做翁的转化工作;1958年,他代表国务院去洛阳参加拖拉机厂开工典礼;1961年,他和卫生部长李德全率政协视察团赴华东视察……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有一天李维汉到西单手帕胡同他的家中,看到屋后山墙开裂,立即拨款300元给予修缮。1959年卢郁文患心脏病,上级专门安排他到外地旅游休养。卢郁文对共产党是由衷地钦佩和感激。50年代初他曾向中共递交入党申请书,并把他的简单自传和申请书的抄件分别寄给子女。

1957年在帮助中共整风中,卢郁文以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作过几次发言,主要是:一、针对当时有人说中共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有一道“墙”和“沟”,他说,自己并不感到与党员之间有什么“墙”和“沟”,如果说“有”,党员要拆要填,非党员也有责任;二、他不同意“党天下”的说法,认为旧社会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每调换一个长官,就要带一大批亲信;三、要区别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共产党的重大决策都事前经过征求意见,并不是拿出“成品”来让你通过。这些意见都在报纸上以“卢郁文批评储安平”、“卢郁文提醒不要混淆两种民主”之类的大字标题刊发。但他没想到为此而接到了匿名恐吓信,说他“为虎作伥”,警告他“全家小心”。1957年6月5日,卢郁文在座谈会后将此信交给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李维汉立即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作为“反右”文的社论,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运动,并且被恶性扩大化,致使50多万人蒙受冤屈。这是卢郁文始料未及的。

1957年夏,也就是卢郁文接到匿名恐吓信后一个多月,卢存学担心父亲在北京的处境,特地向所在单位桂林日报社请假探亲。在西单手帕胡同家里,卢存学看到了卢郁文收的由匿名信事件引起的十几封群众来信(卢存学的弟弟看到三十余封),一般都是表示慰问、同情和支持的。还有一些持不同观点甚至谩骂的,卢郁文都上交了。在听了儿子卢存学所在的报社的情况后,卢郁文估计儿子有可能被正在向纵深、向基层发展的“反右”狂潮卷进去,因此他忧心忡忡,嘱咐儿子回去后主动检讨。他告诉儿子,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对地方组织也是反党,甚至反对某个党员、某个人都可能被认为是反党。你跟领导搞不来,人家不说你是团结问题,而说你是反对党的领导。为了使卢存学免遭噩运,父子两人到北海公园的小山上谈了一个下午。在卢存学被划为右派之后,卢郁文难过地向党组织汇报他的儿子“堕落为可耻的右派”。后来,在父子两人的通信中和摘帽后的谈话中,他的有些“警句”足以从中窥见其内心深处对反右的看法:

“你说你从心里没有反党,我相信,但谁能证明?左派的心和右派的心挖出来都是血淋淋的一块肉。”

“要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减之罪也是何患无辞的。”

“你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还不当右派吗?”

文化大革命”时,卢郁文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感到迷惘、困惑、不安。那时,他还是属于被保护之列,未受到冲击,但是汽车、电话被取消了,保姆被解雇了,象棋、扑克牌被红卫兵勒令烧掉了;大儿子进了牛棚,女儿被抄家,×××失踪了,×××自杀未遂,×××被批斗挂牌,×××陪斗。

“文革”的“打倒风”和抓“叛徒”风刮起时,他的心脏病和糖尿病已很严重,但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外调人员。这些人颐指气使,态度粗暴,动辄拍桌子训斥,弄得他十分烦恼气愤。就在这种沉闷反常的氛围中,1968年10月6日,卢郁文吃罢晚饭,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就倒靠在藤椅上与世长辞了,医生诊断是突发性心肌梗塞。

卢郁文去了,带着许多困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分散在各地子女命运的担心去了,时年68岁。在如何料理他的丧事时,家属一筹莫展,后来全国政协来人告知,经请示周总理、毛主席批准召开追悼会,骨灰放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人民日报》上发表讣告。虽然追悼会开得异常简短,无人致词,无人交谈,但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已是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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