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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佛教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四年(907)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 [1] ,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633,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663)、智通(647653)、伽梵达摩(约650655)、阿地瞿多(652654)、那提(655663)、地婆诃罗(676688)、佛陀波利(676)、杜行(679)、提云般若(689691)、弥陀山(690704)、慧智(693)、宝思惟(693706)、菩提流志(693713)、实叉难陀(698704)、李无谄(700)、义净(700711)、智严(707721)、善无畏(716735)、金刚智(720741)、达摩战湿罗(730743)、阿质达霰(732)、不空(743774)、般若(781811)、勿提提犀鱼(约785?)、尸罗达摩(约785?)。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

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等撰),开元十八年(730)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632)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天宫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顷)与大历初(766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

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549623)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

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盘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682),对于新译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696)、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不绝,这就使俱舍师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唐末。

其次,律宗。从南北朝以来,由于国家对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渐严密,教内也需要统一实行戒律的作法来加强自己的组织。这就有了一群讲求律学的律师。其中道宣(596667)继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宏扬。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等大部著作,在理论上吸收了玄奘译传的新义,较旧说为长。因为道宣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所以一般称呼他一系传承的律学宗派为南山宗。同时还有法砺(569635)的相部宗、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对于《四分律》的运用和解释,各有不同的见解,也各成一派。他们的声势虽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经过了较长时期,彼此存着分歧,不得统一。大历十三年(778),由国家发动来调和异议,也未见效,不过最后还是南山畅行,余宗逐渐衰落了。另外,义净(635713)一家也锐意讲求律学。他曾费了二十五年的时间,历三十余国,留心关于实行戒律的各种作法,写成记录,从南海地方寄回国内,即E《南海寄归传》。他回国之后,又大量翻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广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动地将印度有部制度E植过来。但这一制度在中国基础薄弱,显然和习惯相违,只徒有理想,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而已。

此宗是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阶段,要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的。最初由法顺(即杜顺,557640)创立了法界观门,从《华严》所说各种法相归纳条理,作为逐步观察宇宙万法达到圆融无碍境地的法门。接着有智俨(602668)著述《搜玄记》、《孔目章》等,对《华严经》文作了纲要性的解释。到了法藏(643712),因为参加了《华严》的新译,理解经文更为透彻,他还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这样完成了教判,并充实了观法,而建成了宗派。后人即以他的法号贤首作为宗名。他的理论曾一度为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传播,但不久澄观(738838)即纠正了慧苑之说而加以发扬。

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教两方面,贯彻了华严圆融的精神。向后此宗即沿着这样的趋向而开展。另外,法藏门下有新罗学人义湘(625702),他归国后即在海东开创了华严经宗。

纯粹用陀罗尼(咒语)来作佛教的修习方便,这在当时的印度还是比较新鲜的事,但因中印间交通发达,很快地就传播过来了。相继来唐的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71741),本来修学地点不同,分别传承胎藏界金刚界的法门,及到达中国之后,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组织。接着经过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阐述,更充实了内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创立密教(从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带着神秘色彩,为统治阶级所特别爱好。当时几代帝王都对不空十分优礼,并以官爵相笼络,这样形成了王公贵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风气。其影响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学僧来华传习,归国开宗。但不空以后,经惠果、义操、义真等数传,宗势就逐渐衰颓。到了唐末,虽还有柳本尊那样的人远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从前代继承下来的天台宗三论宗,都只流行于宫廷或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其向民众传播并带着更浓厚的宗教色彩的,则另有净土宗。这是从弥陀信仰进一步的开展,立宗的端绪可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昙鸾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净土念佛法门。唐初道绰(562645)在寺中见到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启发而归心,继续提倡。他的弟子善导(613681)来长安传教,使净土信仰得到很大发展。善导还著了《观经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据,这样净土宗就形成了。其后怀感、少康(?805)等,相承不绝。唐代宣传净土教的人,另外还有慧日(慈愍,680740)。他从印度游历回来,宣传在健驮罗国得着净土法门的传授,由此别成一系,但实际和善导所提倡的相差无几。此外如迦才、承远(712802)、法照(?821?)等,也都致力于净土的宏传,遂使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后还有禅宗。北魏时菩提达摩在北方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刘宋译四卷本)为印证,就有了楞伽师一派。唐初,黄梅双峰山有道信禅师(580651),他和三论宗的人有些渊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还参用般若法门,但后人仍视为继承达摩的嫡系。同时从三论师昊法师出家的法融(594667)从事静坐,据传说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为一系牛头禅(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头山而得名),传承了几代。但道信直传的弟子是弘忍(601674),移住东山,传法四十余年,门人多至千数,尊其所说为东山法门。他的门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706)、智诜(611702)、老安(582709)、法如、慧能(638713)等十余人。慧能后还岭南,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刚经》,不专主坐禅,这样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规、信奉《楞伽》、主张渐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渐成为南北两宗的对立。慧能门下怀让(677744)、行思(?740)等都在南方地带活动。开元以后,由神会(668780)在河南进行宣传,并力争正统,指摘神秀和其门下普寂(651739)都未得弘忍传衣,不是正系。这样造成慧能为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菏泽宗)并不太盛,而扩大传播的还是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家。南岳下传承的有马祖道一(709788),再传百丈怀海(720814)、南泉普愿(748835)。百丈传沩山(771853)、黄檗希运(?855)等。南泉传赵州从谂(778897)等。青原下传承有石头希迁(700790),再传药山惟俨(745828)、天皇道悟(748807)。天皇传龙潭崇信,再传德山宣鉴(780865)。会昌以后,更从这些传承形成支派。象沩山传仰山慧寂(807883),后成为沩仰宗。又E檗传临济义玄(?867),后成临济宗。再后曹洞宗、云门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继起于五代,合为五宗。又从百丈起,制定清规,使禅院从普通律寺(即依照声闻戒律规定组成的寺院)分离而独立,这就更便于集合多数学人共住习禅。它简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无佛殿等,也更适合当时南方经济文化新开辟地区的情况,而易于推进佛教的发展。

禅宗从慧能以后,本来转向平民,不重视文字的研习记诵,但是数传之后,学人兼重知见,依旧不能放弃文字的修养,因而它的影响所及,还只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不过比较起一般讲义学的宗派来,禅宗总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师(540594)创立的三阶教,在一度被禁后,因其门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高 等的外护,仍隐然保全实力,延续到唐代,又在长安恢复了相当的盛况。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为实际寺)、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为其中枢,无尽藏院就设立于此。到了武后证圣元年(695),才明令判为异端,将该教的典籍归之伪杂符录一类。圣历二年(699),又令限制学三阶教的只能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视为违法。

后至开元元年(713),废止无尽藏院,断绝了三阶教的经济来源。开元十三年(725)更对三阶教徒作了比较彻底的处分,原来有些寺院里的三阶教徒别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与众杂居,并还销毁了三阶教所有《集录》四十余卷(依《开元录》所搜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许再行诱化。尽管如此,三阶教的潜势力依然存在。如贞元年间编纂《贞元释教目录》的圆照,即对三阶教有好感。他曾编辑《信行禅师塔碑表集》五卷(著录于《续开元释教录》卷末)。

在《贞元释教录》内还收载由化度寺僧善才请准入藏的三阶《集录》四十四卷(五帙)的目录。附载牒文并说到当时长安城内五十五寺各有三阶禅院,住持相续二百余年,僧尼二众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后终归衰落,大约在唐末就绝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过上述各宗派的教义宣传对于群众发生作用而外,还有直接和群众生活联系以传教的种种活动。如岁时节日在寺院里举行的俗讲,用通俗的言词或结合着故事等来作宣传,这些资料大都写成讲经文或变文(所讲的经有《华严》、《法华》、《维摩》、《涅盘》等)。又有化俗法师游行村落,向民众说教。有时也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而使社僧为大众说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长安慈恩、兴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节日开放以供群众游览,或更约集庙会,这都间接有传教之效。当时民间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对象有弥勒、弥陀、观音、文殊等佛、菩萨。特别是因为《华严经》中说及文殊常住在清凉山,别号清凉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场,而成为佛教信仰的一个中心地点,后来又经密教信徒的并力经营,寺院建筑愈加发达。

入唐以来的佛教由于急速的发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时有高下优劣之争,并在思想上也加剧了冲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进言,抨击佛教,怂恿实行佛教的沙汰。沙门法琳和其弟子李师政分别作了《破邪论》和《内德论》,反驳傅奕。接着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响应傅奕,贬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辩正论》,予以反击。这样两教的激烈冲突,结果是法琳受到发配益州的处分。其后,在朝廷的内殿里时常举行佛道的对论,其论题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说菩提的同异,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经》的真伪。后来武宗的破佛,虽由于国家与寺院经济上矛盾发展至于不能调和而发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赵归真的进言为契机,而结合到佛道之争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来与佛教的争论较少。从隋代吉藏以来,佛教徒一贯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论玄义》里的判释,即说儒道都是外道,还比不上佛教的声闻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论》,也采取同样的见解,但儒者对于这些议论未见有何种反感。大概他们以为儒佛原是以世间道和出世间道来区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韩愈才奋起对佛教竭力攻击。他写了《原道》一文,说佛教是教人无为而徒食,是无益于国家的。又说佛教外来,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违。他主张驱使僧尼还俗,焚毁佛经,改寺院为民舍。他又上表论佛骨,以为是枯骨秽余,应付之水火,永绝迷信的根本。这样直率的辟佛议论,曾给后世以很大影响。不过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润于一般思想界。特别是经过天台、贤首两家组织过而带着调和中国原有人性说的理论,很容易为儒者所接受。

梁肃服膺天台宗的湛然,写了《天台止观统例》一文(786年写成),就是将佛教的修止观看成和中国旧说穷理尽性一样,而以止观法门之所为乃在恢复实际即所谓人性之本。这样提出了复性之说。其后韩愈的门人李翱更结合禅家的无念法门和天台家的中通观,写成《复性书》,即隐隐含着沟通儒佛两家思想之意。

如此倾向也见于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释《华严》,澄观也吸取其议论,其门人宗密相继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这些都开了两家理论转化的端绪。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对文学、艺术等方面带来不少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由于俗讲流行,创作了变文等作品。其次艺术方面,促使佛教艺术更有所推进。

如在唐代东都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北魏时代就经营造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代从高宗到武后时约五十年间(650704),又在那里大加营造。雕造奉先寺大佛(连胁侍菩萨、罗汉、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称九龛洞),并于西山遍筑佛窟,且续开东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严,表情温雅,衣褶简洁,菩萨像装饰华丽细致,允称杰作。唐代造像在龙门而外,还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甘肃天水麦积山、敦煌莫高窟、山东历城千佛崖、四川广元千佛崖等处开凿石窟,雕塑佛像。

其中敦煌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随着变文的发达,创出多种多样的经变画图,常常在全幅中综合表现整部经文的重要内容。有时带连续性,展开画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经过。这在壁画中别具风格。现今犹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弥陀净土变、药师净土变、弥勒净土变、《维摩》、《法华》、《报恩》、《天请问》、《华严》、《密严》等经变。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筑,殿堂遗构在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则始创八角形的结构,如玄宗时(745)在嵩山会善寺所建的净藏禅师墓塔等。另外经幢的制作极多。由于新译《尊胜陀罗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罗尼的尤到处可见。其形式常为八面,后更发展有数层,还雕刻了佛像等。

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在唐初有义湘学法于智俨,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后来还有惠日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门人),道义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门人)。他们分别在国内传贤首慈恩、密宗、禅宗之学,禅宗还蔚成禅门九山,极一时之盛。日本学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又先有道璇赴日讲《华严》等经,继而新罗审详从贤首学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华严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鉴真律师赴日传戒,成立了律宗。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时代(710774),连同先前传入日本的三论宗成实宗,又附随法相学传入的俱舍宗,并称为奈良六宗。其后日都由奈良迁去平安,而入平安时代,又有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受学,归国创天台宗。又空海入唐从惠果受两部秘法,归创真言宗,于是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传入汉地(约在公元纪元前后)。据文献记载,佛像可能与此同时传入。但在中国西部的新疆地区(古代称之为西域),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人则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艺术,经过中国的艺术家和民间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创造,形成了更具中国特点的佛教艺术,从而更容易在中国社会流传和发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因此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佛教的兴衰而兴衰,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汉魏之际,佛教虽已传入中原,可在史料中,关于佛像的记载却极为鲜见。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但是这时的佛教文物遗留下来的为数极少。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

中国佛教艺术的飞跃发展,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艺术。也有了极大的发展。以东晋戴逵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戴逵的创作态度认真,据说有一次他为了制作一尊佛像,曾潜藏在帐中,倾听众人的褒贬议论,然后加以详细研究,积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亲遇”。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像,包括塑像和画像,已经不再是单纯地模仿西方传来的佛像图样,而是融合了中国的民族风格,开始走上了独立的发展道路。  遗憾的是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各种塑像以及画像,大多都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从传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铜佛像以及当时开凿的一些石窟寺中,来了解和研究当时佛教造像的一些情况。  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金铜佛像,是后赵建武四年(338)造的释迦佛铜像。此像现藏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像通高 39.4厘米,身着通肩大衣,衣纹以身体胸部为中心,向左右对称雕出作平行下垂状、两手在腹前作禅定印肉髻较大,脸部轮廓清楚。佛座为四足方座,这是大多数早期金铜佛像所采取的形式。整个佛像身体略向前倾,衣纹形式化,左右对称,略显呆滞,带有早期还不成熟的佛像制作风格。  南朝佛像,传世遗物较少。但从仅有的一些造像来看,其风格有着明显的特点。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纹、手印、背饰等基本上还保留着较早的传统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则安详柔和,与其他一些显得强有力而充满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为幽雅静温,具有更多的中国传统色彩。  北魏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由于政府的保护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发展,佛教艺术的发展也是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留传下来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多,此外,闻名于世的大同云冈、洛阳龙门两大石窟,都是这时由国家主持开凿的,所以规模巨大。空前绝后,显示了非同凡响的宏伟气势、大同作为当时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被称为“平城模式”的艺术风格(大同古称平城),对当时中原地区佛教艺术的发展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云冈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历来被视作云冈石窟的代表、由于这一洞窟的顶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为露天,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瞻仰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面部丰满,高肉髻,鼻梁挺直,嘴部轮廓清楚,嘴角处略带微笑、眉眼修长,眼睛瞳孔部镶着黑釉陶器,看来炯炯有神。双耳垂肩颈部肥短,两肩宽阔厚实、双手作禅定印,手肘外张,显示出力量和威严。造像整体看上去端庄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纹成阶梯状排列,线条简洁,显示出一种粗重厚实的质感反映了当时生活于北方寒冷气候中的少数民族服装的特点,也具有犍陀罗佛教艺术的某些特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并且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融合过程,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标志着这一时期艺术水平的龙门石窟,具有更加浓厚的中国风味、其中如古阳洞、冥阳洞、莲华洞等,都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

隋唐的佛教艺术,有了明显的转变,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教造像,在风格上已摆脱了以前的那种呆滞、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气氛的宠罩。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显得温和圆润、生动柔和的风格。人物造型也从南北朝时的清瘦飘逸转向丰满端丽。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佛、菩萨像,显得雍容华贵,颇似唐代宫廷贵妇的形象、衣纹皱折也是线条流畅,富于节奏变化,同时显出衣物的质地轻薄、紧贴身上,更显得肉体的丰腴和体态的婀娜多姿。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有龙门奉先寺卢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画和塑像等等。  五代宋以后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云南各处的石窟中保留得较多。这时的像有许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这一时期佛教密宗的流传情况。元代盛行藏传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飞来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为佛教造像,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弥勒布袋和尚)的像最为著名。它那憨厚质朴、纯真无邪的笑容,看来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笑,吸引着一群群的游人和朝拜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还出现了许多罗汉像以及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有些完全是根据中国民间传说创造出来的。这些像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佛教艺术的表现内容。从造像的风格上看,则更加贴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浓,这样也更容易为群众所接受,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观世音菩萨像,大多从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转变成风姿绰约、美丽端庄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风韵。这时的佛教艺术,无论从表现内容还是艺术风格上来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的产物。

《唐代佛教》一书记述了佛教在其思想发展到了巅峰的唐王朝(618-907)的历史。唐朝三百年,见证了重要教理学派如法相与华严的形成,天台宗的巩固,密教从印度的传入,净土与禅宗作为中国佛教徒最主流的信仰与实践形式的涌现。

美国耶鲁大学威斯坦因(Weinstein)教授广泛利用各种世俗与佛教文献,对佛教的兴衰演变进行了编年式的研究。佛教界与唐王朝不断变化的关系是《唐代佛教》关注的焦点。具体讨论的议题包括为了裁抑佛寺权力所进行的各种尝试,对教界的行政管理,利用佛教来获得实际的政治利益,以及武宗的灭佛与唐末帝王对佛教的复兴。

杜希德与二十世纪欧美汉学的“典范大转移”《剑桥中华文史丛刊》中文版缘起说明

前言

第一部分:唐代前半期的佛教(618762)

导言

高祖统治时期(618626)

太宗统治时期(626649)

高宗统治时期(649683)

武后篡位时期(684705)

中宗统治时期(705710)

睿宗统治时期(710712)

玄宗统治时期(712756)

肃宗统治时期(756762)

安禄山叛乱对佛教之影响

净土宗的发展

第二部分:唐代后半期的佛教(762907)

代宗统治时期(762779)

德宗统治时期(779805)

顺宗(805)与宪宗(805820)统治时期

穆宗(820824)与敬宗(824826)统治时期

文宗统治时期(826840)

武宗灭佛时期(840846)

宣宗统治时期的佛教复兴(846859)

唐朝末年的佛教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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