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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文龙

诸文龙,号余杭酒徒,1940年生,浙江人。武汉市美术家协会会员。从小拜师著名国学艺术大师徐松安先生学习书画诗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溯江源、下涉东海,行程七万余里,参与创作巨幅国画万里长江图》(150米长卷),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题写画名《万里长江图》,在中国美术馆,武汉展览馆和深圳美术馆展出,在人民日报星岛日报及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各级报刊上发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溯江源、下涉东海,行程七万余里,参与创作巨幅国画万里长江图》(150米长卷),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题写画名《万里长江图》,在中国美术馆,武汉展览馆和深圳美术馆展出,在人民日报星岛日报及香港文汇报等海内外各级报刊上发表。作品参加各级展览并获奖,广泛流传于海内外。笔耕画坛四十年,涉猎中国画诸领域,以及摄影文学治印书法各方面均有建树.

国画《万里长江图》的创作经过三年的集体努力在一九八六年末问世。

万里长江图》长150米,是我国有史以来反映长江题材的最大的一卷巨幅长卷中国画。全图分为茫茫源头、玉碧金川、巴山蜀水、高峡平湖、极目楚天、浪下三吴、沧海旭日等七个部分,描绘了长江源头到出海口的全貌,展现了八十年代的全长江磅礴的浩荡气势、悠久的历史圣迹、全新的人文景观。

万里长江图》的创作开始于一九八四年初,由长航党委书记解莅民同志倡仪,长航集团总公司主办,武汉航海学会赞助,集陈作丁、诸文龙、刘一原魏康祥乐建文黄志等六位画家上溯江源,下涉东海,前后历时一年有余,行程七万余里,搜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后经多次反复,十易其稿,三年后的一九八六年末集体创作完成。此画由武汉荣宝斋装裱艺术胡长青先生精裱上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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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后,山水画创作发展迅速。汤文选创作有《汉江之晨》、《月乍明》,出版有《汤文选画辑》。陈作丁创作有《柑桔飘香》、《朝发》。80年代,陈作丁诸文龙魏康祥黄志乐建文刘一原合作《万里长江图卷》(长150米),在全国获得赞誉。程宝泓的《洪湖组画》,周韶华的《大别山壮歌》、《飞翔》、《东坡赤壁图》、《黄河魂》,邵声朗的《鄂西秋艳》(陈列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北厅),张善平的《苍翠游龙》、《洪山夕照图》,魏扬的《那里来》、《薯地》,萧采洲的《乍雨还晴》、《玉龙》等,均为有影响的作品。

诸文龙,沈爱其刘一原周天林四人早年曾拜师于徐松安先生门下,跟随徐松安先生多年,坚持继承传统、深入生活的艺术创作思想,积累丰富的绘画经验,如今都成为一代宗师,在湖北被誉为四家村

徐松安先生是汉上著名书画篆刻家,先生原名徐石,号木公、鲁汉、木长、松厂、松岩居士,斋名松风堂。1911年出生在汉口,先生幼年家贫,在一家字画店当学徒,因特殊的缘分结识张大千并拜其为师。经过大千先生的指导,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汉上声名大噪,正式鬻画汉上。徐松安先生是民国至建国初期活跃于汉上印坛的传奇人物,张大千认其为徒,齐白石称其为弟,这种传奇集中体现在先生对艺术的执着探索、对人生的执着追求。

徐松安幼年家贫,在一家字画店当学徒,他悉心观摩店里经营的名家字画,于中又特别倾心张大千的山水之作。每天繁忙落地,徐松安便在如豆的灯下,临习笔墨间的超然之气。

一日,店老板偶然到徐松安住处,见其山水习作酷似张大千的风格,甚是惊喜。精明的老板执意让徐松安在习作上题张大千的名款,作品装裱后又悬挂在抢眼之处,常令商贾甚至书画同道驻足流连。事有凑巧,时逢大千先生客次武汉,由国民党官员张道藩陪同逛武汉三镇的字画店。无意间瞥见题有大千名款的作品,其笔法峻朗,设色清雅。大千先生满腹疑惑,在他一再追问下,店老板推说:是小店的学徒,为求生计,仿冒先生大作糊口。大千先生闻之是名不见经传的少年所为,更是惊讶,定要仿者现身。当他看见少年徐松安气宇轩昂,举止谦诚时,遂在汉口六渡桥德华酒楼设席收为弟子。经过大千先生的指导,未到弱冠之年的徐松安在汉上声名大噪,正式鬻画汉上。

1961年,东湖印社成立,徐松安先生作为汉上本地篆刻家的加盟,就任副社长,标志着汉上印人和客汉印人的合流。东湖印社一九六一年九月成立于武汉,是继西泠印社之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印学组织。 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国美协武汉分会主席张肇铭邓少峰, 徐松安等有识人士,倡议成立一个和西泠印社相类似的书法篆刻组织,这个倡议得到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东湖印社成立之后,公推唐醉石为首任社长。

徐松安先生在汉口南洋大楼创办了一个专事绘制出口国画的“画室”。徐先生是位才华横溢,见多识广的画家。他的传统根基、鉴赏学养相当深厚。他创办“画室”,一是国家需要国画出口来创外汇,二是徐先生想在绘画上干一番事业。“画室”挂靠在湖北省土产进出口公司工艺科,设在汉口南洋大楼里,画家装裱师不到十人,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温馨,工作条件很好的小机构(后移交给武汉市文物商店)。徐先生当时以仿制齐白石的画为主要工作,他的仿齐画几乎乱真,行销东南亚,反响极好。他仿制的明清绘画好几次被中国海关误认为真迹而扣留。还有另一位张瑟哉先生善画素描写生,他的仿徐悲鸿画与徐先生的仿齐白石画成为出口画中的两大品牌,风靡一时。然而,这种带有生产性质的绘画工作,并没有使“画室”变成不讲艺术的工厂,而是使“画室”成为潜心研究传统艺术的一方沃土。

徐先生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练线,画白描。他把陈洪绶的线描、《八十七神仙图卷》等印刷品给学生临摹,要求十分严格。徐先生全是拿历代的绘画经典给学生学习,讲授与示范结合,见解甚高。虽然他自己画得很好,但很少用自己的画做范本,再三强调“取法乎上”,吃好“开口奶”。 他认为启蒙阶段很关键,“开口奶”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艺术发育,影响学子的艺术品质、品位。这位胸襟豁达的画家,打破了培养“传人”的陈旧门户观念,广开艺术殿堂的大门,让学生吮吸丰富的艺术营养,在“高蛋白”和“多维生素”中成长。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是多么开放的思想!尤其是徐先生从不装模作样,故弄玄虚,他蔑视美术界那些自吹自擂不学无术的人,他关爱学生,不摆架子,可是在高傲无知的人面前,他会显得更加傲气。

徐先生早年曾拜张大千齐白石为师,然而他并不依傍名人,而是走自己的路,主张创新,极力推崇石鲁李可染。六十年代初,先生的好友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接他去西安时(徐先生当时已调往武汉市文联作专职画家),幸会了石鲁,两人一见如故,就艺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两位画家相见恨晚,引为知己。先生从西安回来后便埋头作画,画风大变,画出了一大批富有新意,风格鲜明的写意花鸟。这些作品构架雄奇,气势磅礴,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和浪漫气质,毫不夸大的说,他把传统写意花鸟狠狠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强化了写意花鸟的表现性和精神性。

徐先生是个性情中人,豪放不羁,作画时一盅白酒,一碟花生米,即进入到恣意宣泄的忘我境地。他那纵横捭阖的笔墨表现,动人心弦的氛围、情势深深地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

1969年夏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迫害的他,愤然从武汉市文联大楼阳台上纵身跳下……时年五十八岁。他含怨而去,留下的是美术界的重大损失和遗憾!先生的绘画、书法、篆刻均给人一种傲岸不屈,震撼人心的感觉,显露出他一直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在他那里体现得如此透彻!他的艺术,他的精神永远存活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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