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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合集

《饮冰室合集》是在198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梁启超。本书主要内容是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等104种。

冰室集始于光绪二十八年,何君擎一编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为编年体,其第二次光绪三十一年印于东京金港堂,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此次广编年用分类,第三次于三十一年广智书局出版,第四次于民国四年,由中华书局印行,第五次民国五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饮冰室合集》 近代梁启超(别署饮冰室主人)撰。分《文集》、《专集》两部分。《文集》包括文700余篇,诗话1种,诗词300余首。《饮冰室合集》是用梁启超的书斋命名。《专集》包括《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104种编年排列。有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本。另有康有为评本《梁任公诗稿手迹》,中华书局1957年线装本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是维新变法的主要领导人,提倡伸民权,设议院。他学训渊博,著述丰富。《饮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在现在中国大陆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号和46号的两幢意大利建筑风格小洋楼,正是梁启超的故居和饮冰室书斋。他不仅曾在这里著书立说,而且曾和蔡锷在此策划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渝,当以小说渝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

何时睹澄清,一洒民生艰? 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

心口如一,犹不失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磊磊落落,独往独来,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心安理得,海阔天空

自信与骄傲有异;自信者常沉着,而骄傲者常浮扬。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

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

每日所读之书,最好分两类:一类是精读的,一类是浏览的。

我们一面要养成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美术所以能产生科学,全从“真美合一”的观念产生出来。他们觉得真即是美,又觉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当世之务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成功大易,而获实丰于斯所期,浅人喜焉,而深识者方以为吊。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人生须知负责任的苦处,才能知道有尽责的乐趣。

说梁启超是一代历史名流,谁都没有异议。但如何评定他的历史地位,却一直难有共识。因为他的一生,实在阅历丰富;他的贡献,实在建树太多;他的才能,实在光采纷呈;他的著述,实在涉及太广。不过,有一点公认无疑,那就是他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一度无人匹敌,当之无愧地是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宣传家。

《饮冰室合集》,1936年版,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是1936年版的影印版本,但装订成12册,共11094页。1-5册是《饮冰室文集》, 6-12册是《饮冰室专集》。《饮冰室合集》是目前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也是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饮冰室合集》序 (林志钧

变法通议⑴(1896)

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1896)

古议院考(1896)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1896)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1896)

论加税(1896)

南皮张尚书书(1896)

与严幼陵先生书(1896)

与碎佛书(1896)

与吴季清书(1896)

说橙(1896)

三先生传(1896)

记江西康女士(1896)

《戒缠足会》叙(1896)

西学书目表序例(1896)

《西学书目表》后序(1896)

《西书提要农学》总序(1896)

《农会报》序(1896)

适可斋记言记行序(1896)

《沈氏音书》序(1896)

地名韵语序(1896)

说群序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1897)

论中国之将强(1897)

治始于道路说(1897)

倡设女学堂启(1897)

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1897)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

记东侠(1897)

记尚贤堂(1897)

记自强军(1897)

万木草堂小学学记(1897)

史记货殖列传今义(1897)

《经世文新编》序(1897)

《春秋中国夷狄辨》序(1897)

日本国志》后序(1897)

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1897)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1897)

萃报叙(1897)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1897)

大同译书局叙例(1897)

蚕务条陈叙(1897)

《续译列国岁计政》要叙(1897)

新学伪经考叙(1897)

西政丛书》叙(1897)

南学会》叙(1897)

知耻学会叙(1897)

《医学善会》序(1897)

知新报叙例(1897)

与林迪臣太守书(1897)

致伍秩庸星使书(1897)

昨友人论保教书(1897)

刘古愚山工书(1897)

读春秋界说(1897)

孟子界说(1898)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

万木草堂书藏徵捐国书启(1898)

保国会演说词(1898)

清议报叙例(1898)

仁学序(1898)

《俄土战纪》叙(1898)

《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

纪年公理(1898)

说动(1898)

论湖南应办之事(1898)

论中国人种之将来(1899)

论支那宗教改革(1899)

国民十大元气论(1899)

爱国论(1899)

商会议(1899)

论商业会议所之益(1899)

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1899)

瓜分危言(1899)

亡羊录(一名丙申以来外交史)(1899)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1899)

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1899)

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1899)

各国宪法异同论(1899)

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1899)

论学日本文之益(1899)

东籍月旦

立宪法议(1900)

少年中国说(1900)

中国积弱溯源论(1900)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0)

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1900)

上粤督李传相书(1900)

上鄂督张制军书(1900)

复金山中华会馆书(1900)

呵旁观者文(1900)

中国史叙论(1901)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

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1901)

过渡时代论(1901)

灭国新法论(1901)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1901)

南海康先生传(1901)

霍布士学案EOBBES(1901)

斯片挪莎学案BARUOH SPINOZA(1901)

卢梭学案JEAN JACQUES ROUSSEAU(1901)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1902)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七)⑴

新民议(1902)

中国改革财政私案(1902)

新史学(1902)

教育政策私议(1902)

释革(1902)

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1902)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1902)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

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1902)

论立法权(1902)

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1902)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1902)

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1902)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1902)

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

政治学学理摭言(1902)

亚洲地理大势论(1902)

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

欧洲地理大势论(1902)

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

论美非英社之战事关系于中国(1902)

三十自述(1902)

敬告留学生诸君(1902)

敬告当道者(1902)

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

答飞生(1902)

答和事人(1902)

答某君问德国日本裁抑民权事(1902)

生计学产沿革小史(1902)

论希腊古代学术(1902)

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1902)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1902)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1902)

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1902)

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1902)

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1902)

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

政治学大家伯伦在理之学说(1903)

论中国国民之品格(1903)

论独立(1903)

服从释义(1903)

说希望(1903)

敬告中国国民(1903)

答某君问办理南洋公学善后事宜(1903)

答某君问日本禁止教科书事(1903)

答某君问法国禁止民权自由之说(1903)

日本之朝鲜(1903)

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1903)

世界将来大势论(1904)

日俄战役关于国示法上中国之地位及各种问题(1904)

论俄罗斯虚无党(1904)

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1904)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1904)

外资输入问题(1904)

中国货币问题(1904)

近世中国秘史序(1904)

余之死生观(1904)

重印郑所南心史序(1905)

开明专制论(1905)

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1905)

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新民丛报之驳论(附录原文)(1905)

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1905)

现政府与革命党(1905)

暴动与外国干涉(1905)

关税权问题(1905)

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1905)

俄罗斯革命之影响(1905)

社会主义论序(1907)

世界大势有中国前途(1907)

政治与人民(1907)

政闻社宣言书(1907)

国文语原解(1907)

中国古代币材考(1907)

张恰铁路问题(1909)

城镇乡自治章程质疑(1909)

论各国干涉中国财政之动机(1909)

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1910)

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1910)

各省滥铸铜元小史(1910)

论中国国民生计之危机(1910)

公债政策之先决问题(1910)

地方财政先决问题(1910)

论地方税与国税之关系(1910)

国民筹还国债问题(1910)

再论筹还国债会(1910)

偿还国债意见书(1910)

论直隶湖北安徽之地方公债(1910)

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1910)

格里森货币原则说略(1910)

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1910)

币制条议(1910)

节省政费问题(1910)

外债平议(1910)

国家运命论(1910)

说常识(1910)

说政策(1910)

为国有期限问题敬告国人(1910)

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1910)

宪政浅说(1910)

国会与义务(1910)

立宪政体与政治道德(1910)

责任内阁与政治家(1910)

官制与官规(1910)

外官制私议(1910)

中国外交方针私议(1910)

国会开会期与会计年度开始期(1910)

读日本大隈伯爵开国五十年史书后(1910)

改盐法议(1910)

中国国会制度私议(1910)

现今全世界第一大事(1910)

英国政界剧争记(1910)

《国风报》叙例(1910)

农工商部筹借劝业富签公债折书后(1910)

谘议局权限职务十论(1910)

西藏战乱问题(1910)

新军滋事感言(1910)

军机大臣署名与立宪国之国务大臣副署(1910)

驭藏政策之昨今(1910)

湘乱感言(1910)

读度支部奏报各省财政折书后(1910)

读度支部奏定试办豫算大概情形摺及册式书后(1910)

国会期限问题(1910)

锦爱铁路问题(1910)

满洲铁路中立问题(1910)

台谏近事感言(1910)

米禁危言(1910)

读币制则例及度支部筹办诸折书后(1910)

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1910)

资政院章程质疑(1910)

葡萄牙革命之原因及其将来(1910)

中国最近市面恐慌之原因(1910)

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1910)

评一万万圆之新外债(1910)

论资政院之天职(1910)

亘古未闻之豫算案(1910)

评新官制之副大臣(1910)

朱谕与立宪政体(1910)

评资政院(1910)

将来百论(1910)

改用太阳历法议(1910)

说国风上(1910)

说国风中(1910)

说国风下(1910)

学与术(1911)

中俄交涉与时局之危机(1911)

为筹制宣统四年预算案事敬告部臣及疆吏(1911)

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1911)

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

论边防铁路(1911)

收回干线铁路问题(1911)

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1911)

侥幸与秩序(1911)

对外与对内(1911)

政党与政治上之信条(1911)

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1911)

敬告国人之误解宪政者(1911)

责任内阁释义(1911)

新中国建设问题(1911)

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1911)

北京调查户口之报告时事杂感(1911)

俄国与达赖喇嘛时事杂感(1911)

我政府之对俄政策时事杂感(1911)

俄国之第二次哀的美敦书时事杂感(1911)

英美与英日时事杂感(1911)

呜呼一万万圆之新外债时事杂感(1911)

粤乱感言(1911)

违制论(1911)

国民破产之噩兆(1911)

利用外资与消费外资之辨(1911)

箴立法家(1912)

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1912)

中国道德之大原(1912)

政策与政治机关(1912)

专设宪法案起草机关议(1912)

省制问题(1912)

中国立国大方针(1912)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到京第一次欢迎会演说辞

莅共和党欢迎会演说辞

莅民主党欢迎会演说辞

莅同学欢迎会演说辞

莅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辞

莅北京商会欢迎会演说辞

莅北京公民会八旗生计会联合欢迎会演说辞

莅佛教总会欢迎会演说辞

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辞

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答礼茶话会演说辞

治标财政策(1912)

国性篇(1912)

罪言(1912)

宪法之三大精神(1912)

宪法问题叙

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1913)

同意权与解散权(1913)

军事费问题答客难(1913)

暗杀之罪恶(1913)

国会之自杀(1913)

一年来之政象与国民程度之映射(1913)

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

政治上之对抗力(1913)

多数政治之试验(1913)

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1913)

说幼稚(1913)

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1913)

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1913)

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3)

进步党政务部特设宪法问题讨论会通告书(1913)

进步党调查政费意见书(1913)

敬告政党及政党员(1913)

上总统书(财政问题)(1913)

拟大总统令(整顿司法)(1913)

令京外各级审检厅(1913)

令高等审检厅工(1913)

呈总统文(司法问题)(1913)

述归国后一年来所感(1913)

辞司法总长职呈文(1914)

币制条例理由书(李犹龙笔述)(1914)

银行制度之建设(1914)

整理滥发纸币与利用公债(1914)

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1914)

良知(俗识)与学识之调和(1914)

中华大字典序(1914)

丽韩十家文钞序(1914)

送一九一四年(1914)

余之币制金融政策(1915)

告小说家(1915)

清华学校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毕业纪念册序(1915)

菲斯的人生天职论述评(1915)

中日交涉汇评(1915)

痛定罪言(1915)

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1915)

欧战蠡测(1915)

中国与土耳其之异(1915)

实业与虚业(1915)

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1915)

敬举两质义促国民之自觉

作官与谋生(1915)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1915)

伤心之言(1915)

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1915)

复古思潮平议(1915)

郑裳画引(1915)

秋蟪吟馆诗钞序(1915)

西疆建置沿革考序(1915)

京报增刊国文祝辞(1915)

大中华发刊辞

论中国财政学不发达之原因及古代财政学说之一斑(1915)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1916)

上总统书(国体问题)(1916)

袁世凯之解剖(1916)

扩充富滇银行以救国利商议(1916)

番禺汤公略传(1916)

南海王公略传(1916)

新会谭公略传(1916)

邵阳蔡公略传(1916)

麻哈吴公略传(1917)

贵定戴公略传(1917)

都匀熊公略传(1917)

永川黄公略传(1917)

刘道一烈士传后(1917)

政局药言(1917)

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1917)

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1917)

反对复辟电(1917)

段祺瑞讨张勋复辟通电

解放与改造发刊词(1919)

外交失败之原因及今后国民之觉悟(1919)

国民自卫之第一义(1920)

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1920)

军阀驻斗与国民自卫(1920)

原来,「饮冰」一词源於《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内心之忧虑。当年,梁启超受光绪皇帝之命,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交煎,梁启超内心之焦灼可想而知,如何解其「内热」?唯有「饮冰」方能得解。所以,他正是借「饮冰」一词,来表达自己内心之忧虑焦灼呀!

《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民说》、《饮冰室主人自说》、《中国文化史》、《饮冰室主人全集》、《李鸿章传》、《曾国藩传》、《饮冰室合集》、《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变法通议自序》、《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动》、《论湖南应办之事》、《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立宪法议》、《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西学书目表后序》、《倡设女学堂启》、《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成败》、《英雄与时势》、《文野三界之别》、《古议院考》、《西学书目表后序》、《养心语录》、《国权与民权》、《讲演集》、《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在中国公学之演说》、《人权与女权》、《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书信集》、《致汪康年书》、《与严幼陵先生书》、《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致康有为书》(1902年)、《致孙逸仙书》、《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去国行》、《纪事二十四首》、《读陆放翁集四首》、《壮别》、《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二首》、《浪淘沙贺新郎》;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敬业与乐业》。

满清十三皇朝危城争霸》,又名《皇城争霸》   《戊戌风云》,又名《帝妃爱情》   《 走向共和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纪念

每一个向往大时代和大成就的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视为转折年代,他们都喜欢引用查尔斯狄更斯描写大革命之后法国的一句话“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他们都喜欢用混乱来形容自己的年代,他们都渴望为这“混乱年代”理出脉络或者记录这“混乱年代”。

而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真正经历混乱年代并且因为自己在混乱年代中的作为而被写入历史的年轻人却实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名单因为一些原因还会在某些时候遗漏掉一些人。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位具备了众多伟大人物的素质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时代忽略了的人。

梁启超的两次被“掌掴”

章太炎曾在杭州的诂经精舍里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治朴学(俞樾即后来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祖父)。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炮声把年轻的章太炎从故纸堆中惊醒。同年康有为主导“公车上书”。次年激进的章太炎就从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钱要求加入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在上海期间,他认识了很多维新界的人,如谭嗣同唐才常,并有幸结识了康门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后来跟他闹得不可开交的梁启超。

擅长笔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启超主持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中担任编辑。但是不久因章太炎发表了多篇反满清的文章,梁启超秉承师意拒不发表,章对此不悦,后因对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发冲突,因康有为自视甚高,将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长素,也就是长于孔子,他门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赐、胜参等,自称水平超过颜回、曾参,章太炎看不过去,一日饮酒数杯对众人称,“所谓长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虏”,此言一出引和康梁门人发生肢体冲突,梁启超率数人至章处问罪,章太炎一时怒起,以掌掴梁启超两记,众人扭打因之决裂。

一次梁启超追随康有为逃日本避难,恰孙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为满清压迫,经此惨祸当能自省,乃请人约见。但康有为等人却坚持以“大清子民”为念,要死保光绪帝,将孙中山看作是乱党,拒绝合作,但随着孙中山的反满主张在日本华人中影响日益壮大,康为拉拢孙中山的部下派梁启超等人前去协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孙中山放弃原来主张加入他们所谓的勤王运动,梁将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诓骗到他们的活动之处,忽然摆出香案祭出所谓光绪的衣带诏要孙中山等人叩拜,孙当然拒绝,梁却指使众人不让他们走,陈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启超的衣领轮起左臂就是一记耳光,打得梁踉跄几步几乎摔倒,接着一脚踢翻香案扯碎衣带,曰“我乃堂堂炎黄子孙,岂做奴才拜此小丑,尔辈甘为满洲奴者,可鄙!”吓得康党众人皆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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