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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危机(世界金融史事件)

美元危机是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国际金融市场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其他硬通货,导致美元国际信用动摇的状况。1960年10月爆发二次大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此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断削弱,到70年代初已连续多次发生美元危机。美元危机的主要原因是: 美国的对外经济实力削弱,国际收支连年出现逆差,大量黄金储备流失,使美元对外信用保证不足,加上美国通货膨胀严重,美元对内不断贬值。 [1]

马歇尔计划中美国实行“廉价货币”政策,大量美元涌入欧洲,同时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恶化,造成美元贬值的压力,动摇了人们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比价的信心。 应对措施

欧美各国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应对措施:

建立“黄金总库

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签署一般贷款协定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了侵越战争,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1968年3月爆发了严重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半个多月中,美国的黄金储备就流失了14亿多美元。1968年3月14日一天当中,伦敦黄金市场的成交量达350-400吨的破纪录数字。面对这样的局势,黄金总库是不可能应付的了的。黄金总库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8国成立于1961年10月)经过协商后决定,美国及黄金总库不能再按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官价在自由市场上供应黄金,即不再维持黄金官价,黄金市场听其自由上涨。但是,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仍可按黄金官价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自由市场上的金价与黄金官价不发生联系了,这就是所谓的“黄金双价制”。与此同时,美国与原黄金总库成员国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克制提取黄金协议”,各国同意原则上不再以美元向美国大量兑换黄金,以减轻美国兑现黄金的压力。这都说明,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陷入十分虚弱的境地(1968年底,美国占有西方世界的黄金总量的比例已经下降到25-)。

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恶化为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成为了近年来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在主流经济学

家看来,这种失衡状况是非常危险的,“维系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更多的是一种刀刃上的平衡”。因为美国不断扩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必须靠外部资本的不断流入来弥补,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发展中国家。这犹如逆流而上,有悖于经济逻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表示了高度忧虑。2005年3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局局长罗杰在题为《全球经常项目失衡:软着陆或硬着陆?》的演讲中就曾指出:如果协调措施不能到位,贸易赤字可能引发的美元破裂性贬值会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当下的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长期一方的赤字和长期一方的盈余的状况还可维持多久,风险的破坏性似乎越来越大。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美元在全球经济中处于关键货币地位,因而,不断增长的全球经济、全球贸易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对国际储备资产的需求,客观上都需要美元及美元定值资产的供应不断增加;而美元供应的不断增加,唯一地只能依赖美国不断出现贸易赤字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持续地产生贸易逆差,成为全球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种国际金融秩序当然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取决于美元的稳定,美元的稳定取决

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新特里芬悖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不难看出,如今被作为新问题提出的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的真正症结,就在于“美元本位”这种“无政府规制的高度垄断性市场”的重新确立。但是,深入分析便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无可奈何的推论:如果这个世界一时还找不到一种能够替代美元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我们恐怕还得容忍,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维护这种美元本位制度。自1945年开始,在美元体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刻画为“中心”(美国)和“外围”(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结构。在经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混沌(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一度使得中心的概念有些模糊),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起点,美元本位又进一步得以确立,当今的欧洲和日本其实与中国和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都是在不同层次为美国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外围国。

这样一种格局意味着这些外围国的货币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寻求一个“名义锚(anchor)”。在这个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各经济体的货币坚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成为一种现实而无奈的选择。

此外,所有对美贸易出超国都不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或美元遭受重创,谁也不敢贸然行动,各国都在进行心理博弈,一旦美元大幅贬值,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经济体就会面临着外汇资产严重缩水等问题,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出口暴跌,失业率显著上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必然将引发全球经济的巨大震荡。因此,这种“刀刃上的平衡”很可能还会维系下去,虽然风险会越来越大。

美元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渐增

美国当前仍有足够回旋余地来避免美元危机的发生,但美国及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高度失衡状况表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从某种程度说,一个国家本币的贬值堪称福音,但一旦贬值超过了适当的限度,福音也就变成了诅咒。

过去3年中,美元对一系列主要贸易伙伴国货币的平均汇率下跌了16-。从理论上讲,这应当使美国产品拥有比外国产品更强的竞争力,进而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

事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出警告称,美国“孪生”赤字的日益扩大,最终将会引发一场危机,导致美元加速下跌,从而不断推高利率,极大压制经济增长。

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很多前车之鉴。过去10年中,包括墨西哥和泰国在内的十几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都曾有过本币大幅贬值导致经济由增长陷入深度衰退的经历。就连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曾被迫实行严格控制预算的政策,以应对由本币大幅贬值引发的经济动荡。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历史学家巴里艾欣格林说:“美国遭遇资本流入突然枯竭局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多年以来,这种突如其来的资本流入中断正是导致一些新兴经济体陷入困境的祸根。”

这种事会在美国发生吗?当然还没有。一旦出现美元危机,海外投资者就会因为害怕美元贬值招致损失而大肆抛售美国股票和债券。所幸美国国债价格以及与国债价格走势相反的长期利率水平未出现太大变化,而且股市还有所上涨。回顾全球范围内以往曾经出现过的危机可以发现,美国当前仍有足够的回旋余地来避免类似危机的发生,但是美元汇率眼下所面临的高度失衡状况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就表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 [2]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比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上一次美元危机,美国人既感到欣慰,同时也会感到后怕。 在1977年9月到1978年10月这1年多的时间里,受油价不断上涨的影响,加之经济的增长乏力,美国对外

贸易由顺差滑入逆差境地,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出现了高达16-的大幅下跌。美元疲软导致进口价格大幅攀升,通货膨胀率一下子从原来的6-跃升到了8-以上,到1979年底,通胀率更是进一步上升到了10-的水平。1979年夏,卡特总统采取了一项后来被证明是更具实质性的行动,那就是让当时的美联储纽约分行行长保罗沃克出任联储局主席。结果证明,这一任命实是遏制高通胀的必要之举。

当年的10月6日,美联储开始实行非传统的新货币政策来消除通胀,即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哪怕导致利率水平大幅上升也在所不惜。沃克的新策略的确起到了降低通胀水平的作用,并且最终也使美元汇率得到了巩固,然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经济因此而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

1978年以来,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今天,通胀水平相对而言比当时低得多,而且投资者相信,美联储会继续使其保持这种状态。虽说美元的下跌和油价的攀升使当时的通胀水平有了些许上升,但投资者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相比1979年的9-而言,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依然保持着4-这一将近40年来的最低水平。

但今天有些方面的情况却较以往明显恶化。1978年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总额占其GDP的比例不足1-,而如今,这一比例已接近6-。这一比例充分反映了美国家庭、企业及政府的消费和投资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程度。与27年前相比,美国家庭今天的储蓄率(储蓄额占税后收入的比例)要低得多,因此他们就要借更多的钱用于购买住房和消费。联邦政府所借外债也更多了。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已从1978年的2.7-升至3.6-。 [2]

美国也可能为“热钱”所害

遭受本币贬值危机的新兴经济体的经历都表明,这是投资者信心突然崩溃导致的后果。

纽约大学经济学家诺里埃尔鲁比尼和另一位经济学家布拉德塞泽研究了从1994年墨西哥到2002年巴西经济衰退期间的14次新兴经济体危机,得出了几条重要的共同点,其中就包括:巨额经常项目赤字或预算赤字、政局不稳和靠海外“热钱”筹集资金。一旦政策面有任何风吹草动,这些“热钱”就会毫不犹豫地撤离。

鲁比尼指出,美国也有其中一些征兆:“孪生赤字”难以解决,这些赤字越来越多地由短期外债支撑。鲁比尼说,“如果是个普通的新兴市场国家,早就被如此大规模的赤字拖垮了。”美国能够幸免,是因为美国仍然能够用美元而非外币举债。也就是说,如果美元贬值,承担损失的是别人,而不是美国。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因为想利用美国的低利率,常常举借美元外债,可一旦他们的货币不能和美元保持同步,就会面临沉重的偿债负担。

鲁比尼说,“美国多少还是有点信用。”但无论如何,过度依赖短期外债的风险正在加大。

即使是富国,也一样难免币值暴跌的打击。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就是如此。九十年代初期的加拿大也因为经常项目赤字预算赤字过大而屡屡遭受货币贬值的沉重压力。

5年内被迫入市干预

相比其他国家,美国还有一项别人无法企及的优势:美国经济对这个世界来说太重要了,人们不能消极地接受美元崩溃。这就是很多国家之所以推高美元的理由。 国际市场的日渐宽广深邃和纷繁复杂,也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美国不至于发生危机的信心所在。他曾于2003年11月表示,当今国际金融系统的灵活性前所未有,这就意味着全球性失衡可以很容易就被纠正过来,而全球经济发展的脚步不至于中断。但问题在于,没有危机,并不等于永远不会发生危机。

实际上,过去10年当中屡屡发生的货币市场失衡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加有序。上一次发生迫使美国及其盟国携手认真应对的美元大幅贬值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美国货币当局入市干预了几次,但此后再也没有干预过。克林顿布什当政期间,美联储很少使用干预手段。 [2]

然而,作为上次汇市干预的参与者,美联储前高官、国际经济研究所学者泰德杜鲁门预言,5年之内美国政府必定会再度入市干预,不管是因为汇市秩序遭到破坏,还是因为美国再也无法承受伙伴国对其政策的批评。他还说,格林斯潘强调的市场之深邃和灵活,可能会降低汇市动荡的机率,不过危机一旦来临,就可能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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