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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祭祀城隍神的庙宇)

城隍庙是用来祭祀城隍神的庙宇,城隍,有的地方又称城隍爷,是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他是冥界的地方官,职权相当于阳界的市长。因此城隍就跟城市相关并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城隍产生于古代祭祀而经道教演衍的地方守护神。城隍本指护城河,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祭祀城隍神的例规形成于南北朝时。唐宋时城隍神信仰滋盛。宋代列为国家祀典。元代封之为佑圣王。明初,大封天下城隍神爵位,分为王、公、侯、伯四等,岁时祭祀,分别由国王及府州县守令主之。明太祖此举之意,“以鉴察民之善恶而祸福之,俾幽明举不得幸免”。

远古时期,农业经济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常常显得软弱无力,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使得民众往往把希望寄托于对图腾、祖先和自然神的崇拜之中,通过一定的祭祀求得自然力和祖宗的护佑,在“万物有灵”与“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出现了有关神灵的崇拜和祭祀仪式,逐步形成原始信仰。

城隍是中国原始信仰祭祀的自然神之一。从资料记载看,城隍神最早见于周代《礼记》天子八蜡中的水墉神。《礼记郊特牲第十一》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大蜡八”是指什么?郑玄注云:所祭有八神也。许慎说文》云蜡“从虫昔声……曰年终祭名者矣”。所以大蜡八即年终祭祀的八位神,他们分别是:司啬、百种神、农神、邮表、禽兽神、坊、水墉、昆虫。其中水墉居其七。水墉是农田中的沟渠,水墉神也就是沟渠神。后来古代的城市亦要修筑城墙,城墙之外还要有一圈护城壕。有水的城堑称为“池”,无水的城堑则称为“隍”。“城隍”二字,始见于《易经》泰卦的上六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其中“城”指城墙,“隍”指城壕(护城河)。城隍一词连用泛指城池,首见于班固两都赋序》:“京师修宫室,浚城隍。”原始崇拜认为,凡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皆有神在,而且“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五礼通考》)。城墙、城壕在防卫敌人、猛兽攻击,保护一城百姓安全上,功莫大焉。于是水墉神便升格为城隍神,被视为城市的守护神。

兼容并包是我们传统文化与民间信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城隍信仰亦是如此。随着城隍在民间百姓中的影响日益显著,道教也将城隍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杜光庭编纂的《道门科范大全集》中,就有在斋蘸请神仪式中开列城隍的法位的记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城隍神就逐渐成为了道教尊奉的主要冥界神灵之一。道教许多法事活动中,都要请城隍神到场。道教源于民间而又影响民间,甚至渗透到千家万户。城隍原本是民间的神祀,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后,接受了佛教的冥界体系,城隍神开始成为阴间的行政长官,掌管阴间事务。 如宋代佛教的“水陆法会”就开始将城隍神列为重要的恭请神明之一。

中国民间信仰主要是指俗神信仰,它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把传统信仰的神灵和各种宗教的神灵进行反复筛选、淘汰、组合,从而构成一个杂乱的神灵信仰体系。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世俗信仰的多元性。所以说,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多教合一,多神崇拜的特点。民间信仰的神灵群体可以说并无体系可言,但这些信仰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间信仰“尚和”的文化精神特质。

城隍,从中国先民的原始信仰、民间信仰发展到后世的宗教信仰,它们原发于农耕文明。古长安作为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又以其长期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成为精神文化的传播地。由此,古长安也自然成为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

城隍神是由自然神逐渐过渡到人格神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希望英雄人物死后英灵还在,作为地方神来保护自己。在城隍由自然神演变为人神的过程中,汉代的纪信最早,长安不仅是城隍信仰的原发地和传播地,也产生了最早的城隍人神纪信。

据《长安县志王曲城隍庙会》记载:“相传楚汉荥阳之战中,汉将纪信假扮成汉王,解救刘邦出围,致被项羽烧死。刘邦得天下后,封纪信为十三省总城隍,在长安王曲建庙立祠,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汉代纪信救刘邦的故事在《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第一上》及地方相关资料上均有叙述。刘邦称帝后,厚赏、追封纪信,并赐黄袍加身,择上林苑(今王曲镇)修建大型庙堂并祭祀,每年农历二月初八祭祀,后遂成庙会。据传文景二帝时期,为了顺应民心、强化统治,遂将供奉的纪信封为城隍神,成为长安城的保护神。由史料记载来看,王曲城隍祭祀纪信据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比三国东吴芜湖城隍爷周瑜和城隍庙要早四百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城隍信仰不断增强,王曲城隍祭祀活动亦不断兴盛。进入唐代,城隍祭祀在各地已经蔚然成风,地方官每年定期或在地方遭遇旱涝天灾时,代表一方民众祭祀城隍。王曲城隍紧邻唐长安城,更成为官府及民众祭祀的对象,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祭祀活动的盛况。宋代城隍神被正式列入祀典,并明确规定,新官到任三日内,必须拜谒城隍庙,这是借用神明的威力来管制官吏。王曲城隍纪信也被封为“忠安汉公”,元代时追封为“辅德显忠康济王”。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天下城隍,并完善了祭祀城隍的制度。城隍神与现世行政机构相对应,但其职能高于现世行政长官,由此来达到对地方官吏和百姓的精神统治。王曲城隍被明王朝封为“忠烈侯”,享正三品,祭祀活动更显重要和隆重。清代继续沿用明代制度。

据宋代赵与时的《宾退录》记载,至宋为止,各地共有供奉纪信的城隍庙数十处,城隍“神之姓名具者,镇江、庆元、宁国、太平、襄阳、兴元、复州、南安诸郡,华亭芜湖两邑,皆谓纪信”。

现如今,粗略统计,全国仍有奉纪信为城隍的城隍庙三十多处。最著名的有:古都西安,陕西阳曲、兴元、户县,安徽芜湖、宁国,甘肃兰州、天水、西固,河南郑州、方城、固始、荥阳、密县,江苏镇江,浙江临安、庆元,湖北襄阳,福建南安,上海,河北瓦房店复州,四川南充,广西太平,等等。其中,甘肃天水、四川南充、陕西户县都把纪信视为本地人,以桑梓故土的身份,建城隍庙以供奉。河南因是纪信行军战斗的主要战场所在地和最终诈降现身的地方,纷纷立庙拜纪信为城隍。

宋代以后,城隍信仰已是民间非常普遍的信仰了,随着城隍信仰在我国民间的发展,各地人民信奉的城隍神愈加人格化、本土化、多样化,大多以当地人民普遍认同的、已去世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如古都西安以及全国众多城市均仍祭祀汉高祖大将军纪信,苏州祀战国时春申君黄歇,北京祀文天祥、杨椒山,杭州祀周新,会稽祀庞王,南宁、桂林祀苏缄等。

公元934年(后唐末帝清泰元年)始封城隍为王爵。

元代文宗天历年间,朝廷让城隍爷配享夫人,从此城隍庙里就有了寝殿,专门供奉城隍爷及城隍夫人

明代,朱元璋更是推崇有加。相传朱元璋称帝之前,曾经宿身城隍庙而幸免大难。朱元璋称帝之后,于1368年(洪武元年),下旨封都城隍为监察司显佑王,职位正一品;与朝廷的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和左右丞相平级。同时封各府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威灵公、职位正二品封州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侯,职位正三品;封县城隍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职位正四品。正是在这一时期,各州府县,纷纷修建城隍庙。都城隍庙由皇帝亲自敕建,皇宫拨付银两,庙内住持由朝廷直接任命,各府、州、县则按照等级,依次效仿,规模等级完全参照地方官署衙门,按级别配制冕毓官服。1370(明洪武三年)年朝廷颁布了专门祭祀城隍的典章制度。并下诏去除了城隍封号,封京都城隍为“都城隍”。其它只称某府某州或某县城隍。

清代,基本完全继承了明代的城隍典章制度。

传说明朝年间,揭阳城凤围宋村有一位姑娘,同嫂嫂到城隍进香祈福,见到伯府美貌连声称赞,嫂嫂便戏姑说:“小姑若能嫁给一位象伯府这亲美貌的姑爷就好哩!”宋姑娘听后,只是笑而不语。

当晚,宋姑娘果然见城隍来到她的闺中,与她同床共枕。她把一根红绳系于城隍足上。翌晨,她把这梦告诉嫂嫂。白天,姑娘又到城隍庙中,果然见她梦中系在城隍的足上的红绳,还系在神像的足上。后来,这位姑娘无病而终,人们都传说她被城隍娶去作夫人。

后来,人们在城隍庙大殿后连壁建了一座伯府夫人厅 [1] ,供塑宋姑娘金身,并将其厅前辟成养生池,上面砌一座拱石桥和栏杆,池中又植两株参天水棉树,取水水(瑞瑞)棉棉(绵绵)之意,许多善男信女常买鳖来在池中放生祈福。

”城隍”庙会 [2]揭阳市传统民俗活动,已被列为揭阳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城隍爷出巡”,揭阳榕城各大街道,彩旗飞扬,锣鼓喧天。游神队伍表演舞狮、舞龙、英歌舞,男女老幼倾城而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游神队伍由城隍礼队以及舞狮队、舞龙队、英歌队等组成,所到之处都引来无数市民驻足观看。队伍路经的沿街楼房站满了人群,进贤门城楼也人满为患,为方便观看有市民甚至在路旁架起“人”字梯。在进贤门附近一位老伯行动不便也由家人推着轮椅挤在迎神的队伍中,另一位老伯更是跟着游神队伍一路前进。

城隍庙是揭阳民众烧香拜佛的地方,香火旺盛的时候正是庙里最热闹的时候。所以,每月的初一十五,大小拜祭的日子都是旅游的好时刻。

每年城隍爷都会在正月择吉日出巡揭阳榕城,以护佑神州国泰民安,揭阳风调雨顺,人民辛福安康。

2014年(甲午年)正月廿三为城隍爷出巡吉日,城隍老爷出巡巡游队伍庞大,有英歌舞、舞龙、舞凤、舞鲤鱼、舞狮、潮剧队、彩旗队、标旗队、五丰旗队、花篮队、锣鼓队和武术队等等,大概有600-800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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